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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当环保部权力大过商务部 中国治霾才有希望

2017-02-28 11:12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作者:余舒虹关键词:大气污染防治雾霾治理空气质量收藏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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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这个法律开始执行时,内地的官员和学者来香港的原因是什么呢?

布林布尔科姆:或许是因为香港在加入内地的环保制度上有一定的热情,因为香港也在尽可能的和内地接轨。内地担心的是法律,香港担心的问题是怎么做才能达到法律的要求,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

经济观察报:就法律执行层面,你认为中国能够从伦敦和洛杉矶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借鉴是什么?

布林布尔科姆:伦敦的经验是制定准则/行动指南以指导人们怎么做,这些准则被称为“备忘录”(memorandum),有关烟囱的高度,有关工业排放的秩序,都有备忘录。这些执行准则是和法律并行的。这个做法在美国和欧盟也有,美国称之为“标准文件”(criteria documents),欧盟称之为“意见书”(position papers),设定这些文件告知人们怎么去行动。中国暂未意识到这些并行文件的重要性。第二件事是怎么客观的回顾和总结治理的历程,这些法律有效吗?在真实的发挥作用吗?伦敦在1968年,也就是法案颁布的十年之后彻底对执行效果进行了一次检查,看看哪些条款是有效的,哪些不是。在对这份法案的修改和补充基础上又制定了1968年的英国《空气净化法案》。

经济观察报:你的书中写到污染和健康的问题,是否有研究表明雾霾会带来哪些疾病的上升或其他影响呢,比如癌症?

布林布尔科姆:癌症是潜伏性的长期的影响,可能是40年或50年后的事,在西方人们也是这么担心的。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的欧洲,人们更多是担心空气污染对肺和呼吸道的危害,尤其是二氧化硫可能会造成支气管炎。在1990年代人们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研究认为对人体造成最大危害的不是二氧化硫,而是颗粒物(particles)。颗粒物可能不止停留在呼吸道,它们可能进入肺部、脑部等其他器官,使得血液凝结,导致心脏病或中风。这意味着不只是呼吸系统,而是心血管系统出现问题。颗粒物所造成的伤害类似于许多老年病,比如记忆衰退、语言障碍。对人们的认知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我想中国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种转折,但中国这方面权威的研究不多。

经济观察报:在大气污染中有很多主体,政府,企业,居民,科学家,公关知识分子和民间社团,在治理过程中,谁来承担最大的责任?

布林布尔科姆:天呐,这真是个复杂的问题。上世纪英国的公民认为污染治理是一批特定的环保主义者和团体的工作,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但是环境问题也在改变,现在英国大约50%的人认为这个问题是与自己有关的,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难题,怎么吸引大众的关注,让他们参与进来。事实上在环境问题上中国民间是有抗议的,怎么更好的处理这些声音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也谈到印度,说那里的污染问题更严重。那也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布林布尔科姆:印度和中国有点像,但印度比中国要严重。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早期资本积累阶段,都要经历那样一个阶段。印度正处在中国的早期,气候环境和中国也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作为研究大气污染的学者,从全球来看,你怎么评价近几年空气污染的状况和治理的情况?

布林布尔科姆:在欧洲、美国,很多年来空气问题已经得到了控制,立法也很成熟。当然并不完美,但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治理历程;我希望中国已经达到了空气污染的顶峰,接下来应该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印度、印度尼西亚我认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环境污染的问题相对不明显,更多的污染来自于森林火灾。我相信所有国家都认识到空气污染的存在,没有人会说这不是个问题、不需要治理,关键是怎么把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

经济观察报:你在很多地方生活和工作过,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香港,怎么评价这些国家和城市的自然环境?

布林布尔科姆:这些地方的环境状况非常不一样。香港的环境很好,在香港,我看见很多环境赋予的便利性。比如说有很多的运动公园,离我最近的公园步行只需要十分钟。或者我可以去香港周边的小镇、小花园,整理思绪,这是自然赋予的。中国城市给我的感觉是注重城市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并且这些绿地都被利用的很好。欧洲的很多城市大都是社区的小公园,非常狭小;提到纽约大家又会想到庞大的中央公园,你得特意过去,不是步行的距离。城市的绿地和运动场所是香港很好的环境特征。香港有700万人口,他们都生活在相对集中的地方,我可以去爬山、徒步。我姐姐住在新西兰,她经常表达对我的羡慕:“在香港你可以搭个地铁或巴士就可以去徒步旅行了,但我得开两个小时的车!”

经济观察报:什么契机把你带到香港?

布林布尔科姆:我有一个关系紧密的同事在香港科技大学,在1990年代我们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2009年以后我开始经常访港教授暑期班。2012年我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香港城市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的院长问我是否有兴趣来香港工作。在那时,陆恭蕙被任命为香港环境局副局长,我当时热情高涨,因为我认识她,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影响香港的环境政策。某种程度上,在香港的学界和政界的推动之下我可以做一些改变,将我在大气污染上的一些理论观点得以实践。在英国这一点很难,因为那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就像中国一样,他们的立法和决策机制更加复杂,但在香港我感觉自己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

经济观察报:在香港授课有何不同的体验?

布林布尔科姆:上学期我教两堂课,一堂是给本科生上的化学和空气污染,一堂是给研究生上的的环境污染。这学期的安排不太一样,我给博士班上科学传播(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科学方法的课程,比如说科研写作,怎么和媒体打交道。不一样的体会是,现在我上课的时候会选择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案例。比如中国庆祝新年时喜欢放烟花,印度在节庆时也会这样做,我的一个学生正在做一个研究是关于庆祝节日的方式和涉及环境的法律问题。一些中国学生不喜欢我批评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有趣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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