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禁煤” 一个城市和雾霾的追逐战

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这种认识上的争论。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后，工业作为当仁不让的污染源首先遭到管制，京津冀开始了一轮针对工业的“空气净化运动”。“北京在大气治理上，搞了5年行动计划，有84项任务，投资7200个亿，第一就是压煤。2014年整个城市用煤2300万吨煤，2015年压减到了1300万吨，关了三个供电厂，还有1100家工业企业。”2016年3月的博鳌论坛上，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紧随其后发言的是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河北省历来是钢铁重镇，张杰辉引用了一句俗语来形容河北庞大的钢铁产能：“中国第一，河北第二，美国第三。”但为了应对大气污染，河北的钢铁产能在过去几年已经减少了3391万吨，钢产能减少了4106万吨，相当于去掉了两个“鞍钢”的产能，有近20万人因此转岗或者失业。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后，北京只剩下一座燃煤电厂，并已经停工。

但在公众感受上，城市空气并没有因此明显好转。2015年11月底，北京出现了自有PM2.5监测数据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局部地区空气中PM2.5的浓度达到了1000微克/立方米左右。雾霾发生后不久，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写了一篇文章，将这次雾霾的成因归结为：不利污染物扩散的逆温天气，加上制造出巨量污染物的散煤燃烧。

陶光远做出这个结论和他过去一年的工作经历有关。从2015年开始，就河北省提高能效和大气污染治理，中国和德国开展了一项合作研究。陶光远作为中德双方专家团队的协调人参与了这个项目。“首先要确定霾从何来？这是治霾工程的基础。”陶光远对本刊记者回忆，“在调研前，我们对大气污染的来源有一些预判。河北是工业大省，所以我们以为工业理所应当是最大的污染源，但调研中发现的情况却与原来的预判有很大出入。”“煤耗只占全省煤耗1/10左右”的散煤采暖，最终被陶光远和同事们判断为河北最大的大气污染源。

2008年，北京宣武广内煤柴厂韩家潭门市部内，一位运煤工人正在搬煤装车

“散煤采暖”就是家庭小燃煤炉/锅炉的采暖，大多存在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村庄里。农村冬季的传统取暖方式是用秸秆等生物质烧炕取暖。陶光远在青少年时期曾经亲历过这样的生活：“灶与土炕相连，做饭时的热烟气顺便加热了炕，晚上临睡前再在炕底下用一把玉米秸秆，把炕烧热一点儿。每家每年烧几百公斤农作物秸秆。因为煤太贵了，用不起。”大约从20世纪末开始，随着收入水平增加，农村也开始模仿城里的供暖模式，在自家住房里装上管道，连接锅炉，烧煤取暖。这种方式不仅让农村人过上了更暖和的冬季生活，也大大增加了每家每户的煤炭用量。河北农村每家一般每年要烧3吨～5吨平均热值约为5000大卡的煤，而且大多数燃煤是烟煤。

根据同去调研的德国工程师的测算，“在中国的小煤炉或土暖气中燃烧烟煤，由于燃烧不充分，烟气中颗粒物的平均浓度是现在工业烟气的十几倍，更是燃煤发电厂烟气中颗粒物平均浓度的几十倍。”陶光远对本刊记者说，“河北省有3000多万人口居住在农村、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有大约1000万个家庭是用家用小型燃煤锅炉/炉采暖，整个冬季要燃烧大约4000万吨左右的煤炭，其中大部分是廉价的烟煤。在河北省的所有污染源中，这是现在唯一超过10万吨颗粒物/年的污染源。”

“北京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陶光远对本刊记者说。2015年底那场大雾霾发生时，他利用之前在河北的调研和治霾经验，对北京市郊的散煤燃烧做了粗略的测算和解释。“2015年11月北京发生大霾的那几天，恰恰特别冷，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7摄氏度左右。因此，那几天用于取暖的烧煤特别多，估计至少相当于整个采暖季平均水平的1.5倍。北京市郊的小型燃煤采暖炉或小锅炉，除了农村的几十万个，那些居住着大量外来打工者的民宅、小工场和小市场，恐怕还有几十万个，加起来少说也有50万个。一个小型燃煤采暖炉或锅炉，一个冬季的燃煤消耗量平均约为3吨（5000大卡的煤炭）左右。小型燃煤采暖炉或锅炉的冬季采暖期最多为150天吧？那么平均每个小型燃煤采暖炉或锅炉在大霾发生的那几天就要燃烧大约30公斤的煤炭。”而中国能成大规模开采的含硫量最低的煤炭是陕北和鄂尔多斯的低硫煤，硫含量为0.3%，即1公斤煤炭含大约3克=3000毫克（以二氧化硫形式）的硫。即便以这种含硫量最低的煤炭来计算，“北京的每个小型燃煤采暖炉或锅炉在大霾发生那几天每天至少排放了9万毫克的硫”。

以煤换煤

其实，早在公众对严重雾霾产生认知前，散煤污染的问题已经进入政府视野。2008年奥运会筹备期，北京市需要对城市做一次整体升级，散煤燃烧作为城市空气的一个污染源，已经被列入关注名单。北京市发改委成立了散煤治理办公室，召集相关部门和企业，就北京散煤的存量、危害以及解决方案进行研讨。李志凯作为京煤集团民用煤办公室的主管也参与其中。

京煤集团历来负责为北京城内家庭冬季取暖提供清洁煤，“主要就是东西城胡同里的居民”。李志凯对本刊记者说。这次调研也是他首次对北京核心城区外的家庭用煤市场有所了解——那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无主之地，没有什么用煤标准，价格几乎是唯一的标准。“每年七八月份，也就是采暖季开始前的几个月，煤贩子就来到村里发名片，统计各家各户需要的用煤量，推销煤炭。越便宜的煤越受村民欢迎。高硫烟煤是在村庄中销量最大的低价煤，1吨大概三四百元左右，比低硫块煤每吨便宜近1000元。”李志凯对本刊记者说，“当时我们请清华的教授对这些村庄散煤进行检测。这种未燃烧完全的高硫煤，烟尘排放和清洁煤相比确实是数量级增加，高成百上千倍。”

在陶光远的调研里，大约2005年后，北方农村土炕采暖改为土暖气达到高潮。此时也恰是中国工業的高速发展期，大量煤矿应运而生，供给工厂用煤时，也生产出数量不少的散碎余料，由煤贩子们源源不断输入村庄。虽然北京城区在逐年迁离工业，到2016年，四环内仅剩一座已经停工的燃煤电厂，核心城区的民用煤随着“煤改清洁能源”也日渐减少，但城郊的村庄却被劣质煤产生的浓厚烟尘逐渐包围起来。李志凯记得他们之前的调研结果，北京市郊大约有210万户农村家庭，散煤消耗量约为430万吨。

在北京五环和六环之间，还有不少逼仄的“城中村”

从2008年到2012年，政府对如何治理这些散煤做了很多讨论。北京周边的津冀鲁地区，不仅是工业区，也是产煤带，大小煤矿众多。那些进入村庄的散煤，“都是直接从产地一车拉进村里，不需要加工生产，没有生产环节可供管控，用行政手段很难堵住”。李志凯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当时给政府提过建议，由市里花钱，用补贴的方式，降低优质煤价格，靠市场机制驱赶劣质煤。”但这种方式不但涉及大笔财政支出，还涉及对经济道路的选择。多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大方向是将企业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而补贴需要政府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重新介入市场——企业会被套上沉重的计划枷锁，还可能衍生出诸多的管制漏洞。“发改委对用补贴的方式治理散煤非常谨慎，就可能出现的政策漏洞进行了很多讨论。”李志凯对本刊记者说。在他的记忆里，散煤治理方案的研讨从2008年持续到2012年。那时候城市还没有处在空气的巨大压力之下，似乎还有时间来商量一个更为周全的策略，直到2013年。

2013年，经过年初的重雾霾天气后，政府加速了散煤治理的步伐，要求在5年内，也就是2013年到2017年，替换掉北京的所有劣质散煤——这是散煤治理的第一版“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并没有要求禁绝煤炭，而是可以用多种方式减少劣质煤，比如拆迁上楼改为集中供暖、煤改气、煤改电，还有用优质煤替换……其中，“优质煤替换”是对村庄改造程度最小、村民也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政府统一招标煤企，提供符合标准的优质煤，并给予煤价和燃具高额补贴，促使村民放弃劣质煤。以朝阳区为例，经过政府补贴以后，优质煤价格已经略低于市场上的高硫煤价，一些地方的村民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一套和烧优质煤匹配的新炉具。

从2013年初开始，李志凯突然进入一个多年未有的繁忙期。他所在的企业作为北京市属煤企，担负起了为城郊村庄供优质煤的重任。“煤炭就像冬季大白菜，是低值易耗品，数量多体积大，涉及一整套储存、运输和配送的问题。”李志凯对本刊记者说。政府出资在四环和五环间，沿半扇形租下了多个储煤场，企业则需要将这些煤炭送进村民家中。“一车煤40吨，需要50辆大卡车分送。每辆大车要配4辆小车，小车还要配推车，煤到村口后再分送到村民家中。每年从七八月到来年4月，最多一天送煤1000多吨，一个月3万多吨。”到2013年前，很多国有煤企的送煤队伍在日渐萎缩中。李志凯记得2000年时，他管理的部门在城区还有100多个供应网点，每年送煤三四十万吨。随着城区“煤改清洁能源”，到2012年城区用煤量只有两三吨，网点也所剩无几。他需要在短期内组建起一支新的送煤队伍。“开始我们有一个车队，后来增加到三个，仍然无法满足用煤需求。”在调度高峰，他每天手机打到发烫。最紧张的时候，李志凯还给京东发过求助信息，希望能借用京东的物流网络为村庄送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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