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禁煤” 一个城市和雾霾的追逐战

留不住的煤炭

在国外的空气治理史上，“以煤换煤”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方式。尤其当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还不具备大规模转换条件时，常常为政府所采纳。德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德国从1962年开始治霾，重点地区就是污染严重的鲁尔工业区。那时的鲁尔工业区，污染程度与现今河北省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差不多。除了鲁尔工业区，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也不是很好。”陶光远对本刊记者说，“德国有与中国很近似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缺油缺气。同时，与今天的中国有非常近似的高能耗产业结构，重化工业特别发达，钢铁产业在最高峰时，人均年产钢铁700多公斤（中国现在为600多公斤）。德国东部和西部各有一个褐煤田区，褐煤露天开采，又靠近电力负荷中心，因此发电的成本很低，与中国不相上下。鲁尔煤田的优质硬煤，促进了鲁尔工业区钢铁工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二战前全球最大的工业区。鲁尔工业区的重点能源消耗领域与京津冀地区也很相似，炼几千万吨钢铁，有焦化企业，炼铁，包括钢铁工业中对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工艺烧结工艺，还有巨大的石油化工企业。”

“鲁尔工业区告别最后一次雾霾天的日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样算下来，鲁尔工业区的治霾用了大约30年。为何会用如此长的时间？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德国必须保住并发展重化工产业，那时德国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中爬出来不到20年，GDP正在高速增长期，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10%;各项恢复性的建设，特别是房地产的开发还在高峰期，重化工产业不仅不能去产能，还要继续发展;德国从1962年开始治霾，而钢产量的最高峰却是在12年后的1974年达到的，而且主要产地是在大气污染严重的鲁尔工业区。二是那时全球都缺乏成熟可靠的环保技术，很多环保技术，特别是一些烟气污染物的处理技术，几乎都是从零开发，新领域可靠的技术开发可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

“德国家庭的采暖没有搞强行推广禁煤。只不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东石油价格的低廉，使得德国很多家庭转而采用燃油采暖。而苏联天然气管道通到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和北海发现大量的天然气后，很多家庭又改用天然气采暖。这些都是随着新能源发现后的自然转变。直到今天，德国仍然有几百万个家庭采用固体燃料采暖，其中约100万个家庭主要用褐煤做的型煤采暖。”

2017年1月6日，北京再次出现严重的雾霾天气，人们戴口罩出行

在这个德国治霾的漫长故事里，陶光远想要传达的观点是：煤炭不一定绝对导致重污染。只有不清洁的烧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通过技术改进，煤炭也可以干净地燃烧。尤其对于中国富煤少气的能源禀赋来说，如何更好地利用煤炭而非禁绝它，是治霾经济性更高的选择。他曾经给北京市相关部门写信，试图输出这种观点，将“德国经验”加入到北京的治霾工程中，但没有得到回音。

实际上，至少在2014年前，清洁燃烧煤炭确实是北京治霾的重要治理手段之一。北京“以煤换煤”提供的优质煤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低硫块煤，没有任何添加物，含硫量仅为0.4%，易点燃，火力旺，最受村庄欢迎。但这种煤产量稀少，仅有焦作、晋城、宁城这几个地方出产，政府很快就将它从补贴名单中去除，主要推广清洁型煤——往煤块中添加钙粉和助燃剂，以降低二氧化硫，并对煤炉做易燃改造，保证煤炭充分燃烧。这种型煤的价格每吨比天然低硫块煤低三四百元，产量大，但因为添加剂多，不易点燃，残留炉灰多，老百姓接受度不那么高。而且这种煤的国家标准是灰分含量25%以下。本刊记者曾在北京城乡结合部一个小建材市场查看这类煤燃烧后的效果，发现住户屋外烟囱的下面，残留着一小摊黑色黏稠物。“那是无烟煤燃烧时滴落的煤焦油。”陶光远对本刊记者说，“这说明按照现在标准推广的无烟煤，燃烧时仍然有烟，还是有明显的污染物。”

李志凯告诉本刊记者，如果单从技术角度看，“中国也有能力生产出相当干净的煤，我们出口到英国和韩国的煤炭，灰分含量都在15%以下”。但“以煤换煤”中的“优质煤”市场并不是自然形成，而是靠政府资金快速喂养起来的，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每年到五六月份招标，我们才知道供应量和供应区域。”一位行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企业不好做生产计划，也不愿意为一个可能随时消失的市场做更大的资金投入，去研发更优质的清洁煤。因为政府的补贴一旦停止，这个市场就不存在了。”

而劣质散煤贩子们还竭力留在这个政府用巨额资金力图驱逐他们的市场里。为了防止村庄里劣质煤“死灰复燃”，环保部在完成优质煤替换的村庄里安排了空气监测点，政府除了补贴清洁煤炭和炉具外，还专设了打击劣质煤的资金，组织各村各乡成立巡防队，加上城管队，在村口设卡，实行封村管理，拦堵劣质煤和煤贩子再次进入村庄。但“政府的人前脚刚走，卖劣质煤的煤贩子又回来了，跟老百姓说，你们家的好煤，我全拉走，给你换回原来的煤，我再给你500元。”中国科学院院士贺克斌在与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对谈时说，“这样折腾一圈，污染一点没变，反而严重了，专项经费还被瓜分了，可能煤贩子拿得更多，相当于他们合起来侵占公共利益。这都是真实的例子。”

一次提速

2016年1月4日晚上，王诜参加了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总部的紧急会议。在过去这个白天，一个关于北京大气污染治理的会议刚刚结束。这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视察北京的大气治理情况后，召集北京市政府领导和各区区长召开的。会上北京市环保局展示的数据显示，经过自2013年以来的各种治理措施，北京的空气正在数据上呈现一个向好的趋势：2015年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86天，较2014年增加14天，其中一级优的天数增加13天，2015年重污染共46天，较2014年减少1天。环保部门重点监测、直接影响空气质量的四项主要污染物，整体下降。与2014年相比，SO2、NO2、PM10、PM2.5年均浓度分别下降38.1%、11.8%、12.3%、6.2%。

但2015年底刚发生的PM2.5值破历史纪录的重度雾霾，让这些官方数据几乎失去了对公众的说服力。“事实上，从2013年起，华北地区PM2.5浓度年均值一直在下降，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感觉呢？”中国科学院院士贺克斌在和清华大学教授鲁白对谈时说，“我打一个比方。你的孩子发高烧了，到医院，大夫体温表一测，41℃，赶紧吃药打针，观察一下，然后39℃了。但是你手一摸，孩子額头还是那么烫。你就跟大夫说药不行，赶紧给我换一种药，家长常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阶段。大夫说温度在下降，你相不相信大夫的体温表？”

从2013年开始，北京的雾霾就像一场病因尚未完全确诊的病毒性高烧，政府使用了各种大剂量的退烧药物，一些常见的污染物指标确实有所下降，但“高烧”症状仍然反复发作。“让我们能明显感到霾污染少了的那个拐点，京津冀区域基本上要把PM2.5年日均值下降到50微克/立方米以下。京津冀区域的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微克/立方米，已经降到现在的73微克/立方米，到2020年目标是56微克/立方米。从50多到30多的阶段，我们就可以从能见度上感觉到比较明显的变化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贺克斌说。这意味着到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排放物“削减比例要超过70%”。

在2016年1月4日的会上，削减散煤被放到了第一位。“会上修改了北京市十三五计划，要求到2020年实现北京整个平原地区‘无煤化，用清洁能源替换所有燃煤。”王诜对本刊记者说。这是北京自2013年大规模空气治理以来的一次重大加速，也是一次力度空前的不计成本的决定——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超大城市在如此短的时间，如此大的范围内完全禁绝煤炭。当一个国家产业和能源结构尚未完成转型时，“禁煤区”通常只是空气治理系统工程中微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的工业重镇曼彻斯特设立禁煤区时，只在市中心104英亩（约0.42平方公里）的地方建成。但北京在2016年初提出的禁煤区目标，涉及到1500多个村庄，涵盖除山区之外的所有城区，总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

用什么能源替换这么广袤的区域？“早在2015年10月，北京市政府领导开始就之前散煤治理的各种方式进行调研，最后决定‘煤改电为主流。”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龙国标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政府需要付出更高的投资和补贴——电价是煤价的4～5倍，根据已有的“煤改电”经验，平均每减压1吨燃煤，需要耗资近万元，但“煤改电”可以避免“以煤换煤”时的政策漏洞。“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后，煤贩子不可能发电去卖，这样的话，国家的钱不会流失，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就能落在实处。”中国科学院院士贺克斌说，“2014年后，中国电力供应紧张的情况趋缓，电力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发电厂一年可以发6000小时的电，现在实际平均发电4100小时，多出部分产能可以用来供暖。”而北京拥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坚固电网。在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市电力公司曾经对整个城市的供电主网进行了一次强化建设，沿整个环线修建了一圈22万伏变电站，北京供电能力由此提升33%，供电可靠性达到99.99%，看起来最有能力承接煤炭被禁后留下的巨大能源空白。

但“2020年平原区禁煤”依然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2016年1月4日下午，我们就跟农委，发改委，环保局对接，确定下一步煤改电的用户是多少？”王诜对本刊记者说，“当天晚上开始熬夜，用10天的时间完成了十三五煤改电行动计划。”按照新的行动计划，每一户农村家庭的冬季用电量负荷从1500瓦/户，变成9000瓦/户，远高过城市区民6000瓦/户的用电量。以现有农村电网的负荷能力，“相当于一间20平方米的房子，要承接1000人开会”。王诜对本刊记者说：“因此必须增容主网，新建46座11万到22万伏的变电站，还要按新的‘煤改电标准更新所有配网设备，总投资约为246个亿。整个城郊和农村80%～90%的线路都要做改造，相当于又一次农网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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