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禁煤” 一个城市和雾霾的追逐战

再次提速

2016年3月的一个傍晚，路灯在灰色浑浊的雾气中散发出青色的光晕。随着夜色渐深，和雾气融为一体，街道两边的楼房和林木越来越模糊，一场重度雾霾又笼罩了北京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龙国标在从公司回家的路上迷失了方向。“我从前门单位出发回大兴，往四环方向走，就觉得越走天越黑。我记得开到南新华街，看到琉璃厂天桥，最后又开回了和平门，愣是没找到回家的方向。”

2016年1月19日，通州区台湖镇东坡庄的村民使用无烟煤取暖。在北京，散煤取暖将逐渐成为历史

这时距离1月4日刚制定新的禁煤目标大约两个月。北京驱逐雾霾的努力，在公众意识上，就像这座被烟雾笼罩的城市一样，又一次失去了方向。社交网络上舆情汹涌：“霾到底能不能治理？”“什么才是有效的治霾办法？”“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

2016年4月，国家环保部召集农委、电网公司开会，北京针对散煤的治理再一次提速——2017年要完成南7区无煤化，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京津冀地区荣乌高速以北，京昆高速以东近1万平方公里区域实现“禁煤区”。这相当于将原定2020年达到的目标提前完成——在2017年取暖季来临前，北京市要完成近千个村庄的改造，包括一些已经没有责任主体却依然存留的老工业国有宿舍，甚至涵盖街边引车卖浆的小商摊。作为这个庞大任务的铺垫，2016年必须完成四环内禁煤。这一年的改造量有574个村、22个街道，相当于2003到2015年北京市完成煤改电数量的2/3。

这是2016年以来的第二次提速。从工程量来说，电力公司经历过第一次农网改造，奥运会前的“0811工程”的考验，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设流程和规范的工程标准。但这次他们面临的是从未有过的速度考验——距离2016年采暖季只有大约半年时间。“电力公司没有自己的土地，从在城市中踏勘位置，到规委批复，再到通过环评，前期程序复杂，一个变电站的标准建设周期大约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王诜对本刊记者说。即便在日益逼仄的城市中落实了建设变电站的土地，把电线和电线杆架进村庄又是另一个需要大量交涉和谈判的繁琐过程。城市的土地权属支离破碎，驾杆引线要经过的每段河道，每条公路，每片荒地，可能都有不同的主人。王诜把这些工程称为“最后一公里”——越接近终点，施工难度越大。在2016年，当电力公司把所有招标核准程序做完，施工期已经只剩4个月。

王仲秋要做的是更细微，也更琐碎的工作——完成村民家中的内网建设，将电力公司建设的外网和村庄里的每个家庭连接起来。他是北京市朝阳区农委的新农办主任。在村庄用煤炭取暖的年代，王仲秋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是预防村民煤气中毒，每年至少有几次大型的入户宣傳和巡视，他了解村庄，也了解煤炭在村庄里的使用。2013年开始大规模治理雾霾时，散煤治理从发改委移交给了对村庄更为熟悉的农委，王仲秋是这项工作的执行者之一。

朝阳区距离北京核心城区最近，也是人口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区。“人口结构很复杂，所有村庄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最低比例是1∶2，也就是500本地人口，1000个流动人员。稍大些的村庄，人口比例能达到1∶10以上。”王仲秋对本刊记者说。在“煤改电”工程中，他的一项工作是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庞大人口区分开，按户籍给每家每户重新安装可以接受政府财政补贴的智能电表，并完成家庭内的线路改造。为了赶在2016年11月取暖季前完成这些工作，“最后阶段施工队伍晚上都不回家，就搭个简易帐篷睡在村民家门口，等第二天天一亮就进屋安装”。王仲秋对本刊记者说。安装完成了，还需要将每块电表与村民的身份证核对，“仅这一项工作，就做了3个月”。

从2016年开始，北京的治霾工程就像一台被坏空气驱赶着、运转越来越快的机器，消耗著大量金钱、物资，还有相当多的个人生活。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必须把自己调整到相同的速度，适应它，并且控制它。王诜这两年的平均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在傍晚接受完本刊记者采访后，他还要回到办公室完成一份上交给市领导的报告，统计在即将过去的2016年采暖季“煤改电”工程的用电量。王仲秋保持多年没有变化的体重，从去年开始第一次下降了。他们的脸上都能看到相似的显而易见的疲惫，那是一个人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后给身体留下的痕迹。这种疲惫感不仅来自过去的2016年，还来自正在到来的2017年——禁煤工程将在这一年迎来工程量最大、难度也最高的部分。

待解的疑问

在北京的城市边缘，大概是五环到六环之间，有这样一些村庄：被像80年代居民楼那样的私搭建筑堵得满满当当，每栋楼的底层角落里，都能看到一个小锅炉房，连着一根直达顶层的烟囱。每到冬天取暖季，这些锅炉房就隆隆作响，烧煤的烟雾弥漫在村庄上空。这些村庄是城市化的一种产物。不断扩张的大城市吸收了邻近村庄的耕地水源、土地，也聚集起庞大的流动人口，用“出租经济”反哺它们。扩建的出租房像失控的野草那样生长着，挤占村庄的天空和道路，甚至路旁仅剩的稀疏的几棵树上，也贴上了“专业伐树”的小广告。

这些村庄既是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散煤高消耗带，又是北京平原区“禁煤”工程中最晚被触碰的部分。早在2003年，北京的煤改清洁能源工程从核心城区开始，2013年，针对农村的清洁能源替换又先在形态更为单纯、施工难度更小的远郊村落展开。这些城乡结合部逼仄拥挤的村庄，成为北京2017年要完成的平原禁煤区中最难办但又必须完成的“硬骨头”。

虽然2016年的工程让电力公司和农委都积累了大量改造经验，但如何完成这些村庄的改造，仍然是个伤脑筋的问题。相比安装天然气管道需要的安全距离半径，电网建设的灵活性大得多，可叠楼架屋的村庄仍然让施工困难重重。“一台变压器的供电半径不超过200米，这些村子的违建太密集，很难找到符合距离的设备安装空间。”一位电力基层施工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楼房已经盖到八九层，大概比电线杆还高两倍，没法按常规走架空电线。”2016年四环内“无煤化”改造时，海淀区花了大概3个亿才改完这样一个“城中村”。今年这样的村庄更多，至少在朝阳区就有4个。为了完成改造，区农委计划花1000万元请一个项目公司，专门负责调研村庄做改造方案。

这些都是北京正在支付的成本，代表着这个城市驱逐空气污染物的努力和决心，也标记着它在雾霾治理中艰难摸索的一段历史。2017年3月9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京津冀治霾的问题时，提到几个数字：2016年，北京市的PM2.5平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但比京津冀地区的平均71微克/立方米高出了约3%;2016年全国74个重点城市，除了北京之外，所有控制PM2.5的地区，在过去的3年里都减少了30%以上。和北京在治霾资金上的投入相比，这些数字或许说明，虽然这个城市如此努力地抗击雾霾并取得了些许成果，但还没有真正了解它。

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提到现在雾霾的成因尚未清晰。“我这次参加陕西代表团讨论时，一位中科院院士告诉我，他们经过十几年跟踪研究发现，中国北方冬季雾霾在全世界都是特殊的，除了我们熟悉的燃煤、尾气排放和扬尘等，还有其他影响因素。”李克强在会上说，“现在我们观测雾霾的几种方法，无论是‘微量振荡天平法还是‘β射线法，都分不清什么是‘雾、什么是‘霾。我们对雾霾的形成机理和成分确实还没有完全搞透，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历史上，每一个城市的环境净化，都基于先认识自己污染物的独特来源。洛杉矶出现了光化学烟雾，美国科学家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光化学理论，由此得出结论，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霾污染的重要来源。欧美出现酸雨污染，欧美科学家们又建立了一个云化学理论，解析了欧洲酸雨污染的主要组成来源。在现阶段建立北京的“霾化学理论”可能更为复杂，因为城市还在快速地生长。

就在北京努力将煤炭从城市中替换出去这些年，南城那些尚待改造的旧村庄旁边，一座现代新城正拔地而起，在夜色中流光溢彩，展现着大城市特有的生命力和美感。我们或许可以清楚地计算出，2017年平原禁煤区完成后减少的煤炭和污染物数量，但这勃勃生长的城市景象中，是否隐藏着哪些尚未明了的物质？在城市上空做着怎样的复合化学反应？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呼吸的空气？禁绝煤炭的行动不过是北京追求新鲜空气漫长路程上艰难且值得记录的一步，这个城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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