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禁煤” 一个城市和雾霾的追逐战

自2013年开始，北京市对燃煤的替代更多被一种外力驱赶着，以不断挑战城市极限的方式加速着。2017年“禁煤”工程遭遇更大挑战——今年的任务是整个北京市平原区无煤，燃煤替换的工作量接近2016年的两倍，达到32.9万户。

一个巨大的工程

第一次見到王诜时，他拿着一个褐色的皮面笔记本，里面贴着各种打印好的excel表格。接下来这一年，他大部分时间会带着这个笔记本并随时翻阅。当他需要了解一个庞大的工程进展到什么阶段，或者自己在一个物资人员快速变动的轨道上身在何处时，这个本子记载的数据能给他一个坐标。当人处于充满变动的紧张生活里时，他需要这样的定位和提醒。

王诜是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农电处处长，他所属的部门负责北京自2013年之后的“煤改电”工程改造。“煤改电”是北京对城市发展动力替换升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上溯到2003年——这一年，北京市正式从城市核心区开始取消燃煤，用燃气或者电力等清洁能源来替代。这原本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煤炭曾作为充足廉价的动力，陪伴绝大多数城市走过工业社会的童年时期，也会在城市的升级换代中被更清洁的能源逐渐替换。这是一个现代城市在工业社会下惯常的发展轨迹。北京自2003年开始的燃煤替换，就像一个脱离童年期的年轻人，开始追求更为干净优雅的生活，是一种相对自然平缓的成长。但近几年来，尤其是自2013年开始，对燃煤的替代更多被一种外力驱赶着，以不断挑战城市极限的方式加速着。

中德可再生能源合作中心执行主任陶光远在北京城郊小建材市场调研散煤

2013年1月，北京及周边地区遭遇了严重的雾霾污染——1月14日数据显示，PM2.5最高达993/立方米，而国际通用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级别标准是300克/立方米。这场雾霾指数高额“爆表”只是2013年的“霾伏序曲”。据环保部统计，2013年全国平均霾日是35.9天，比上年增加了18.3天，创50年来之最。华北中南部至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雾霾日数范围为500～100天，部分地区甚至超过了100天。北方地区更成为雾霾肆虐的重灾区。在京津冀、黄淮一带，雾霾最长持续20天左右。”

2013年可以说是公众认知上的“雾霾元年。在这一年，北京市刚对社会明确公布了pm2.5概念，雾霾就以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存在。也是在这一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出台，提出“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浓度下降25%，其中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为了达到目标，这个城市使用了各种方式，试图尽快摆脱那团灰白色的混沌烟雾。但雾霾像一个隐伏其间的怪兽，反复出现在城市上空。尤其是冬季，这个以煤炭为主要供暖燃料的季节里，雾霾出现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季节。作为已知的确定污染源，煤炭遭到越来越严厉的管控。2014年，北京市环保局宣布将在全市范围划定“禁煤区”，至2020年底，城六区将全面“禁煤”。

北京曾被称为是世界上烧煤最多的首都，它所在的“京津冀”更是一个巨大的燃煤消耗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比喻为一个烟囱：“北京每年燃煤2300万吨，天津7000万吨，河北2.7亿吨，加起来是3.7亿吨，标准煤还要乘以1.2，也就是说三四亿吨的粗煤燃烧。山东是3.8亿吨标准煤。京津冀鲁的燃煤量加起来是7.5亿吨煤，占全国22%，占了全世界的10%到11%，京、津、冀、鲁占世界陆地面积万分之五不到，这么一个小面积烧了全球10%的煤，从卫星上看，这块儿不就是个烟囱吗？”禁煤令意味着这个曾经以煤炭为主要燃料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将留出一个巨大的能源空白，需要用别的燃料去填补。

从2013开始，王诜笔记本上的数字在不断变化。2013年“煤改电”用户是4513户，2014年2万户，2015年5万户。2016年骤增为18.9万户——这一年北京的禁煤区从东西城核心区扩大到整个四环内。整个工程耗用电力导线2.1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半圈，安装变压器3600余台（容量相当于11个110千伏变电站）、电线杆7.5万根（可摆放22个足球场）、电度表6.8万具（可摆放29个篮球场）。施工强度最大的时候，有2000多个现场同时开工，10000多人在同时作业，“相当于全北京的电力人都在做这一件事。”王诜对本刊记者说。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员工，参加过诸多的电力建设工程。但在他的记忆中，唯一能与这次“煤改电”的工程量和涉及区域广泛度相类比的是第一次农网升级——从1998年到2006年，北京电力举全公司之力，投资38.07亿元，完成了北京市农村电网的整体升级。“煤改电”工程相当于北京市第二次农网改造，但它的完成速度是空前的——仅2016年，投资量就相当于第一次农网改造的2/3，工程量相当于之前13年北京市煤改电工程的2/3。

2017年是更大的挑战。今年的任务是整个北京市平原区无煤，燃煤替换的工作量接近2016年的两倍，达到32.9万户。3月刚开始，第一批要改造的600多个村庄的物资已经进场，近万人的施工团队也做好准备。王诜的本子上记录着各种数据：物资量，配送程度，施工进度，人员储备……工程速度越快，笔记本上数字的稳定性就越差，他对数据变化的监测甚至要精确到每一天。每当笔记本上的数据出现异常时，他必须尽快做出反应。除了笔记本外，和“禁煤”工程相关的各个政府部门负责人电话也在他手机的常用列表中。王诜几乎每星期都会和他们通好几次电话，以保证工程处在一个极其快速，但又不能失控的轨道上。

散煤之惑

在空气污染的治理史上，“禁煤”是最立竿见影也最严厉的方式。煤炭既是产生烟气最多的化石燃料，也作为早期工业时代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渗透进城市的所有细枝末节。“禁煤”意味着政府不仅要管控公共领域的烟雾制造者，还要介入到千万家庭的私人生活中。政府得投入大量财力，并辅以相当多的人力，来搭建一个与城市生活结构相匹配的管制网络。是否应该投入这个既相当浩大又细致而微的工程，而公众又是否认可政府将管制的触角深入到自己家中的炉膛里，都归结于一个认识问题：相比工厂烟囱吞吐出的滚滚黑烟，家庭是否也在产生着不亚于工业的污染物？

2008年，运煤工人给北京某胡同的居民送煤

英国自19世纪早期就开始着手驱逐城市中的烟雾，也是最早提议设立禁煤区的国家。在实施这个建议前，英国社会对“工厂和家庭，哪个是较大的污染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争论期。在治理早期，全国性的立法都明确规定家庭排烟可以免于管制，工厂才是最大污染源。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城市并没有因为对工厂的长期管控而从烟雾中被拯救出来时，家庭排烟量作为一个新问题进入大众视野，甚至得到科学界的认可。1882年的《自然》杂志认为，烟主要是家庭火炉引发的。5年后，《大英百科全书》表达了一种相似观点：“家庭火炉应该为我们城镇烟雾弥漫的状况负主要责任。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在释放烟，没有受到立法或科学干预的阻止。”此后，“家庭排烟的危害”到底是一个值得政府以深入家庭禁煤的方式“大动干戈”的真问题，还是工厂主阶级为了脱责而炮制的伪理论，历经多年争论。直到1930年，英国的全国烟雾减排委员会才提出兴建无烟区。1951年，第一个無烟区才在考文垂真正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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