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收费 | 香港来了 北上广深还会远吗？

“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

1997年1月1日起，台湾“环保署”结合社区民众、地方清洁队、回收商及回收基金全面实施“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全面实施资源回收、垃圾减量的工作，并以回馈的方式鼓励全民参与，建立开放的回收清除处理市场。

社区民众：一方面自发成立回收组织，专事垃圾资源回收，获取一定收入;另一方面，更多社区居民都在积极推广家庭垃圾分类回收理念。

回收商：政府鼓励民间企业发展，并向社区民众及清洁队收购资源物质。

地方清洁队：代表政府将资源垃圾与一般垃圾分开收集清运，变卖所得依一定比例回馈参与单位及人员。

回收基金：督导责任业者缴交回收清除处理费，成立基金;运用奖助及补贴机制，推进资源回收处理体系建设;建立有效回收制度，畅通回收处理管道。

1997年3月28日，台湾对《废弃物清理法》进行了修订，明确制造业者和进口商必须缴纳“回收清除处理费”，成立资源回收基金。同年7月，“环保署”先后成立一般废物及容器、废机动车辆、废轮胎、废润滑油、废铅蓄电池、农药废容器、废电子电器物品及废资讯物品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等8个基金管理委员会，辅导并执行各项公告应回收物品及容器的回收清除处理。

1998年7月，台湾当局将“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纳入整个政府预算，接受“立法会”直接监督，并由“环保署”成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员会(简称基管会)。基管会主任委员为“环保署长”，委员则由政府机关代表、工商团体代表、学者专家、社会公正人士及民间团体组成。执行秘书及副执行秘书均由“环保署”现职人员担任。资源回收自从业者缴交基金，其中80%为“信托基金”，20%为“非营业基金”。根据规定，制造业者应按当期营业量，输入业应向海关申报进口量，于每期营业税申报缴纳后15日内，依主管机关核定之费率，缴纳回收清除处理费，作为资源回收管理基金。而基金的受益方则是学校、社区、卖场、地方政府清洁队、民间宗教社会福利组织等，他们回收后，或送或卖，进入资源回收清除业者及再生产业业者渠道，这些处理业者经过稽核认证后，就可以向“基管会”回收基金中的“信托基金”依种类数量得到补贴。

“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

除了“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台北市于2000年采取强制方式实行了“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变被动的“垃圾处理”为主动的“垃圾管理”，综合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实行全民动员，要求民众于垃圾投放前，按照一般垃圾、资源类可回收垃圾、危害垃圾、餐厨垃圾的分类标准对垃圾进行分类，对于分好类的资源回收类垃圾予以免费清运;其他一般垃圾必须使用专用付费垃圾袋装袋后投放到垃圾压缩车中统一收运，并由专人抽样检查。如果不使用专用垃圾袋，清洁队可拒收。如果检查发现没有按照规定分类，会被罚款1200到6000元新台币。偷扔垃圾重罚，举报者可以获得两成罚款作为奖金。这些政策的实施，形成了“多扔垃圾多付费”的垃圾收费机制。专用垃圾袋分多种规格，1公升的为0.42元新台币，3公升的是1.26元新台币，一般是10个起售。《台北市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费征收自治条例》规定，购买及使用假冒垃圾袋罚款达三万元以上;伪造或贩售伪造的专用垃圾袋，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为保障垃圾费随袋征收的政策成功落实，台北市召集市属各部门通过媒体、海报、宣传折页、街头标语、现场说明会等一切形式进行宣讲，并在实行之初，先行每户免费发放30个，以培养市民的使用习惯。

自2004年1月开始，台北市进一步实施厨房垃圾分类收集。将厨房垃圾分为“养猪厨余”(剩菜剩饭类垃圾)和“堆肥厨余”(未经烹调的菜根菜叶垃圾)两类，分别放入后装垃圾车尾部加挂的红、蓝塑料桶中，并硬性规定若将普通垃圾杂物混入厨房垃圾排放，将被处以1500至6000元新台币罚款。在回收的两类厨房垃圾中，养猪厨余将贩售给养猪户，而堆肥厨余则委托给化肥厂处理。这样的做法不仅使厨房垃圾变废为宝，更降低了后期处理普通生活垃圾的成本。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的成分越加复杂，且里面包含了洗涤剂、消毒剂、塑料袋等污染物质，如果不经过前端的无害化处理，喂猪会带来卫生防疫方面的隐患。由于餐厨、厨余垃圾的分类监管存在一定难度，我国大陆已明令禁止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相关链接：全面禁止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无害化处置才是最终出路)。

在垃圾分类政策明确化、强制化的基础上，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得以顺利推行，最初一个月在收集到的垃圾袋中,只有0.06%不是专用袋,一年后平均每日收到的221443个垃圾袋中, 只有24个不是专用袋, 成功率几近100%。

自垃圾分类收集与垃圾费随袋收费政策相互结合后，在完善的奖惩机制配合下，台北市的垃圾清运量变化明显(如图 1)，填埋量也从最高每日2501吨，降至59吨，减量97.6%。到2010年，台北市实现了垃圾零填埋的目标。

图 1 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前后垃圾清运量及日人均垃圾清运量变化图（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



图 2 台北市垃圾费随袋征收前后垃圾填埋量变化情形图(数据来源：上海世博会城市生活最佳实践区台北案例馆)

人口高密度城市如何破局：“北上广深”们迎大考随着我国大陆经济的飞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加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与香港、台北类似的高人口密度城市在大陆开始涌现，以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为代表的一批典型的大城市迎来了人口的急速增长。而与之相应地，大量的城市生活垃圾对原有的垃圾处理设施产生了严峻的考验，焚烧场超负荷运营，填埋场寿命紧缩乃至垃圾围城的现象开始出现。



图 3 2016年垃圾产生量最大的五个城市垃圾产生及处理情况分析

根据《2017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6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上海居首，北京次之。考虑到常住人口，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城市为广州，深圳次之。可以看出南方城市生活垃圾的人均产量相对较高，E20研究院认为这可能与不同地域人口饮食习惯不同存在关系。结合当年各城市实际处理能力来看，广州缺口明显，且人均垃圾产生量大，垃圾围城形势最为严峻。本文仅选取人均日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在1公斤左右的四座一线城市：广州、深圳、北京、上海进行分析。



图 4北上广深生活垃圾处理费收支情况一览

整体来看，北上广深人均实际缴费额均未达收费标准，收缴率仍有欠缺。四大城市相较，深圳收缴情况最好，收支短缺最小，这与其“随水征收、间接计量收费”的方式有较大关系；而人均垃圾量和垃圾处理能力短缺情况均居首位的广州收缴情况则不够乐观，虽收费标准最高，但实际收缴率较低，上门征收方式的实施效率值得商榷。另外两大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一线”城市京沪从收缴情况来看几乎未收费，而庞大的人口带来的垃圾处理费支出却遥遥领先，北京虽针对居民端开征了处理费，但近30年前的收费标准与今天的实际处理成本相去甚远，加之上门征收的低收缴率，实收金额可谓杯水车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