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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曲格平眼中的环保40年
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40年,也是中国环保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40年。
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1992年小平南巡,重化工业迎来大爆发,环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2012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保也迎来全面治理的新时代。
自从1982年中国设立正式的国家环保机构以来,环保部门延续着“逢八必升”的历史。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部,2018年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生态环境部。40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级。
40年间,能够从头至尾一直参与和关注环保工作的人不多,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外界称为“中国环境保护之父”。
过去,他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境保护计划却年年完不成。”而今,他却说,“中国环保工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环境问题终于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了。”
“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追忆中国环保的历史,曲格平觉得有两位人物影响至深,一位是周恩来总理,没有他,环保事业起步至少要晚10年;另一位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没有他,环保工作至今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1972年6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曲格平也参加并见证了人类首次环境会议的盛况。
参加国际环境会议,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极不寻常。彼时,国内的极左思潮还在宣扬“社会主义没有污染”,但实际上,官厅水库、桂林漓江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局部、点状的污染问题。能够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社会主义的黑暗面”,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
力排众议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周恩来总理,1970年,他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听到了关于日本“公害病”的介绍,开始敏感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中国派团参加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启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历史。
“其实,周恩来才是中国环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环保的第一人。”曲格平说。
时间来到1979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迎来40年高速增长期。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环保工作开始迈上法制轨道。
不过,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仍旧是在探索中前进,环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点状污染为主,主要污染源来自乡村,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产物。
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1973年,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桂林参观访问时就发现,漓江沿岸有多处工厂污水直排漓江,环境污染严重。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漓江综合治理工程正式打响。
“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话:‘如不解决漓江污染,将功不抵过。’所以广西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开展调查研究,治理了一阵子,可效果不明显。国务院又派我去调研,我沿着漓江看了一下,发现工厂、造纸厂等都是沿江而建,排污非常方便,漓江的水量又不大,所以污染非常厉害。想来想去,如果不关闭这些工厂,即使采用最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污染。”曲格平说。
他把这个想法跟自治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对方听了直摇头,都认为把工厂全部关闭是不可能的事情。“官司”最后被上报给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先念,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漓江沿岸的37家工厂全部被关停。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下这样大的决心。”曲格平说。
不过,在那个阶段,环保工作更多的还是建章立制。1979年颁布环保法,1989年又作了修订,还有各单项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构成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特别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宣布,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继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第二项基本国策,把环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
1992年,是转折性的一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20年的飞速发展期,环境状况也迎来压力最大的时期。
这一年,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之80年代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状况日益恶化。江河湖泊污水横流,蓝藻大面积爆发;城市里空气质量变差,呼吸道疾病急剧上升。
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重化工业迎来了“黄金十年”,大批钢铁、水泥、化工、煤电项目纷纷上马,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大家都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发展路,但环保方面我们也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曲格平说,“1992年以后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现在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这一阶段积累和产生的。”
该阶段的特征,就是环境污染全面告急,范围由原来的局部扩展到全国,种类也由单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气、土,中国的环境状况亮起了红灯。
面对这一形势,环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点治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一首民谣唱出了淮河污染的严重。1989年和1994年,淮河先后两次发生水污染事故,使得安徽、江苏150万人出现饮水困难,也促使国务院下定决心治理淮河污染,提出了“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的目标。
1994年5月,安徽蚌埠,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淮河污染治理启动。随后的4年间,淮河流域关闭了999家小造纸厂,对1139家污染企业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曾经一度,曲格平发现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监测断面的水质已有明显好转,有的已经接近了三类水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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