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把垃圾焚烧厂建成社区公园的台湾模式-北极星环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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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塔的肩膀上，旋转餐厅静静地转动着。你打开谷歌地图，把眼光投向台北市北投区的北投捷运站，垂直下来是一条宽大的洲美快速道，在道旁距离基隆河与五分港不远的地方，标注了一个“北投焚化炉景观台”。切换成实景图模式并拉近，一个完整的“北投垃圾焚化厂”就呈现在眼前，旁边还依附了一个小的“士林垃圾焚化厂”。靠近基隆河一侧的那个巨大高塔，总是在清晨把灿烂千阳投影到洲美快速道上。这里不仅标出了“北投焚化炉景观台”，而且还标注了“摘星楼旋转观景餐厅”。

这个高塔，其实就是垃圾焚化厂的巨大烟囱。

楼能摘星，谓其高耸。垃圾焚化厂的建造者，把这样的厂区建成旅游点、景观台，其认知与思维的水准，亦是高可摘星。

垃圾焚化厂回馈了一个水上乐园

2014年的春末，我所居住的当年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华美的城市”杭州，在城西，在余杭区，一场反对拟建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众行动，震动国人，波及境外。这几乎就是2009年广州番禺大石镇民众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的翻版，当年大石镇附近各大楼盘的30万居民，绝大部分表示反对，抵制很坚决。杭州余杭九峰垃圾焚烧发电厂，号称要建成“亚洲第一”，主要抗议者是附近村民，杭州市区也有人举起了反对的双手。

垃圾围城，不处理当然是不行的。埋了，或者烧了，这是我们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在分类回收之外，其他处理方式都是有利有弊，其弊主要就是对周围环境的不利影响。附近直接或间接受影响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反对，就像公厕不要建在我家隔壁、垃圾桶不要摆在我家门口。于是，“欢迎建垃圾焚烧厂，但反对建在我家门口”的“邻避困境”就产生了。

所谓“邻避困境”，源于公众的“邻避思维”、“邻避主义”，即英文的“Not In My Back Yard”——“别在我家后院”。政府部门规划经济项目或公共设施，产生效益为全体社会所共享，但“负外部性”带来的后果却由附近居民来承担，于是受到选址周边居民的反对，这在国际社会已确实已成普遍现象。不仅是垃圾焚烧厂，化工领域的PX项目也一样，几乎是所到之处，群起而反对。“邻避困境”就是这样，周遭居民反对越强烈，这个“困境”就越深。由此导致的“邻避效应”，让政府左右为难。

“我反对”的“邻避行动”，台湾在二十年前就经历过了。1984年，台北内湖垃圾掩埋场发生了一场大火，从而促成台湾第一座垃圾焚化厂——内湖焚化厂兴建，于1991年完工投入使用，日处理垃圾为900吨。垃圾焚化技术有个成熟的过程，就在1991年，行政院科技会议订下了“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垃圾处理政策。

但在那个年代，兴建垃圾焚化厂，毫无疑问也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不仅如此，有关非政府组织积极介入，就焚化炉会产生“世纪之毒”二恶英，台湾绿色和平组织最早发出警告;而反对焚化炉的社团则不客气地说，焚化炉并不如鼓吹者所声称的那么干净，反而制造了更多污染;而且，垃圾焚化处理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台湾焚化厂的兴建，多为本土大财团与国外焚化炉公司合作，庞大的利益都流向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焚化炉无法提供较多的当地工作机会。

“焚化炉不只污染住在周边的居民，而是会透过食物、饮水进入每一个台湾人身体里”，变成了公众的共识，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威胁，这就不仅仅是“邻避”，而是几乎成了“全避”了。

面对风起云涌的反对浪潮，对抗还是疏导?对立还是沟通?政府组织很快明白了，懒政是不行的，一意孤行更是行不通的。由此，他们集思广益，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制定了严格环保标准，建立了回馈机制，进行了认真的政策宣导。从“对立抗拒”到“和平共处”，事情总归是起了变化。

原标题：《从邻避困境到邻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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