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这是因为,垃圾的大量出现,所折射出的并不只是该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处理技术上的课题,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文明危机。比如日本,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国家,好似已经跨越了环境问题这一屏障,然而现实是,环境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深刻地融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虽然日本社会拥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但垃圾问题这个无法消解的难题,将会长时期地萦绕在这个列岛之上。日本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即便是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处理技术也无法对应这个难题,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时,除了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外,还应该思考如下所述的问题生成机制和所面临的治理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首先,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在无机物产品的大量消费下,无法降解的垃圾才会应运而生。 这一点在 H 省和 J 省的村落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H省 A 村位于山区,村内有一条长达几公里沟堑,在沟下和斜坡的四周散落着大量的垃圾,有方便面的盒子、香肠包装皮、塑料制品、瓶子、罐子等,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路带。经观察,每日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村民会毫不犹豫地抛向沟内或沟堑的周边。对此,村民 A(女,67 岁)说,“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可扔的,有瓶瓶罐罐都要留着装东西,有塑料也会留着包个东西什么的,(当时)有不要的东西也会往沟里扔,但在沟外垃圾的增多, 不过是这 7 ~ 8年的事。另一位,在农闲期去城里打工的村民 B(男,45 岁)说,“垃圾多了,可能是生活好了,买的多了,但和城里(生活水平)还是有差距……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生活,虽然自己不太想去城里生活。

中国的农村,由于二元结构的影响,村民不只是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保障上, 甚至在心理层面,相较于城市居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上述两位村民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垃圾问题的凸显只是最近几年生活改善的结果,但往沟里的丢弃行为,却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惯习沿袭了下来。因此,在无法降解的现代化产物和传统丢弃行为的冲突下,垃圾问题凸显了出来。传统的丢弃行为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意义,因为,所丢之物皆为有机物品,终究会回归土地。但是,急速的商品消费大潮将每个人裹挟在内,村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长久积习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在访谈中,几乎每个被访者都认为“往沟里扔垃圾是不好,但大家都这么做”的行为规范下,难以建立起自己既是环境问题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意识。当沟堑作为共有地被垃圾填满的时候,势必会反噬每一个垃圾丢弃者和他们的下一代。

生活方式的转变与环境问题的相关性同样体现在 J 省 D 县的农村里。D 县的 J 村不仅面临着生活垃圾增多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养殖业的兴起,禽类和牛、猪等家畜的排泄物在当地引起了一系列的难题。村民的养殖场大多设置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招致大量的苍蝇,异味也不断引起邻里之间的纠纷。未经任何处理的排泄物被放置在道路和田端,成为寄生虫的温床,雨天过后,排泄物被冲进田里,引起农作物的枯死。现代科学诞生之前,世间没有无用、可丢弃之物。动物的排泄物本来作为肥料,化为土地的养分,滋养农作物,即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农作物˙土地→食粮→人˙动物, 这一循环体系在农村社会里的劳作与生计发挥着功能。然而,传统的循环哲学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不堪一击。

D 县位于省会城市的 2 小时经济圈内,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外出务工的村民逐渐增多。在所调查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或长或短的外出务工成员。当中,所访问的老年人都坚持认为,不会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但自己不想去城市生活,觉得不会适应那里。J 村 C 村民夫妇(丈夫 62 岁,妻子 59 岁)都表示,“去城里生活过,但还是觉得这里(农村)好,城市什么都贵,不像这里还能种点菜和水果,冬天在窖子放些蔬菜,不用再买了。”该夫妇的儿子、D 村民(男,36 岁)则表示,“家里除了苞米地以外,自己(没时间)已经不种菜了,苞米价格又低,自己和老婆都要出去打工,而且为了孩子的将来考虑,还是想让他在城市工作、生活”。 两代村民相较而言,父母在自家院子里种菜、种水果可以节省一部分开支,而儿子除了苞米地的收入以外,要寻求打工才能拟补家用。这就意味着,原本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村落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或互帮互助的体系得以维持,当生计被纳入大城市经济圈后,加大了对货币经济的依赖。因此,进城打工并没有实现他们最初的预想——能够使自己的生活比父辈更加宽裕一些,相反在城里的打工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穷困感和焦虑。

然而,维持生计方式的转变,除了没有让他们更加宽裕之外,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加重了环境的恶化。C 村民(妻子)说,“儿子只在农忙期回来帮助种地,其余时间都在外面打工挣钱……粪便我们都不用了,就用化肥,省事还干净。”E 村民(女,42 岁)说,“家里也没几亩地,丈夫在外面打工,我也有时候去(打零工),家畜的粪便早就不用了。”J 村委会 G 干部说,“化肥的用量用法我们也都讲过,但是都图省事,本来化肥要分几次撒,但要去打工,没时间回来,所以干脆在种的时候, 把(几次量的)化肥一起埋进去。”为了弥补与城市生活上的差距,村民不得不做出了一些作为个人的合理化决定,然而这种个体合理化的行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社会整体陷入不合理的状态。 J 省所在地被称为肥沃的黑土地,但黑土层已由开垦初期的 80 ~ 100 厘米下降到 20 ~ 30 厘米, 每年流失的黑土层厚度为 1 厘米左右,同时有机质以平均每年 0. 1% 的速度下降,导致土壤生物学特征退化,作物病虫害发生率提高,耕种全部依靠化肥来支撑。 正如村干部 E 所说的那样,“土地本来是具有力量的,即‘地力’,可以自我消化、净化,但现在不行了,化肥已经让土地失去了这样的能力,村民觉得产量下降,于是就加大化肥的使用量。化肥是省事的、干净的,而动物的排泄物则是污秽的、麻烦的,以及没有人想让自己的孩子留在农村,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都可以看出村民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拥抱。在这当中,与生态系统融合为一体的传统生活体系,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抛弃掉,甚至形成了化肥→土地退化→低产→加大化肥使用量→土地更退化的恶性循环。

(二)人心的涣散与行政权威的弱化

垃圾的散乱是由于在共有地的丢弃和堆积,所调查的 H 省和 J 省的村和乡镇干部并没有强烈的紧迫感。对他们来说,垃圾问题作为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并且还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与经济发展相比,不会成为当前的主要课题。

对于 H 省 A 村大面积垃圾带的问题,乡干部说,“国家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我们也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解决需要时间和资金……现阶段能做的,加强对村民的教育,比如垃圾站点写上一些环保的标语。”从中可以看出,垃圾治理依然有赖于上级(国家政策)的扶持,在没有具体对策之前,用口号进行弥补。然而 A 村垃圾站点的环保标语,反讽式地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村民并没有把垃圾倒进垃圾桶里。不仅如此,口号治理的弊端,即反功能的效果却异常地突出。首先, 复杂问题的单纯化。垃圾作为将一个关乎当地所有人的问题,需要共同关注、商讨、应对,但这一系列的措施被简化为几句口号。其次,作为主管部门,口号治理成为工作任务终结的装饰,掩盖了工作的不到位。 如,“村民看到了(不要随便倒垃圾) 标语,但都不配合。而现实是,村民 B 说,“(该村)哪没有垃圾,扔哪都一样,如实地反映出破窗理论的效应。第三,在一些村落,甚至出现诅咒谩骂式的标语,不仅将责任简单地推卸掉,并且严重阻碍了理性思维的绽放。对垃圾治理口号的理解,管理部门和村民之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断裂。既然是一个复杂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反思、梳理问题的所在是问题解决的第一步,而情绪宣泄式的口号治理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