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第5页-北极星固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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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土教育对村民自助的推动

成为公共课题的生活垃圾,其源头是在每个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积累出来的问题,无论是公助,还是互助,没有村民的日常实践不可能成功。因此,村民能否认识到自己既是问题的制造者,又是问题的受损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确立村民以自助的姿态,作为问题解决的主体,重新习得新的规范,如 4R 的理念和实践。对此,教育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教育行为往往存在于权力关系当中,带有象征暴力的色彩。因此,促进村民的自助要竭力摒弃以上对下的指令式宣教,不仅是因为强制性的动员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也是将教育的实质回归于对学习者的支援。

推动教育不是期望学校回归乡村。因为,即便是回归,作为制度化的教育模式,其学习内容已然背离乡村的本位,甚至贬低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已不再是能够给乡村人带来灵感、幸福与希望的教育了。而且,学校的环境学习并没有对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发挥遏制的功能,恰恰相反,学校教育成为了既有生活生产路线的再生产装置。现代社会中,对学校教育的偏重和对学历的偏执,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文明之病, 因为其严重阻碍了作为人类本能的学习能力的发展。这个能力不是局限于青少年时期,也不是消极地等着被灌输的态度,而是贯穿人一生的自律知性。但大多数关注中国农村教育的人士,往往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将学习行为天然地限定为青少年时期,仿佛普通的成人村民不存在学习的需求一般,选择性地忘却了他们的自我发展。这一点恰恰印证了学历社会成为当今社会的文明之病。

因此,农村教育的重建,更应该思考如何促进自律知性的建立,面向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区的建立。在 H 省和 J 省的村落里,都已开设小型的村民学习室或图书室,但藏书大都为关于计生和农畜牧业生产类的书籍,并且利用者寥寥无几,所举办的学习活动屈指可数,其内容大多为农畜牧业的技术学习。终身教育的学习型社区需要将学习活动和村民的生活及现实课题结合起来,才能促发学习者的动力。这样的学习型社区,可以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与前述的互助是相呼应的关系。哈贝马斯所指的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参与人通过对话来形成公共意见。这个源于西方社会的概念,原本是指与行政体系并行的,依据自由的、自发的语境而成立的体系,但在实践中其行使主体往往只限定于有学识的阶层,所以,该概念已逐渐转变为以民众文化活动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因此,在思考如何形成新的公共意见和行为规范时,如果要通过乡村教育,那么与村民生活、与民众文化息息相关的乡土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首先,乡土教育是以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自然、地理为题材而进行的学习内容的收集、编纂、传承的参与式学习过程,是根植乡土,聚焦现实问题的学习活动。村民对乡土环境变化的了解, 必然会折射出问题的所在。这是促动其能够自主地改变生活方式的途径,即自助的实践,而这一点更加符合学习作为人类本能的特质。因为,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学校教育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 只在近代社会才开始出现,是为了迎合工业社会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这种基于功利主义的划一性教育体制不符合各具特色、问题不同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的传统生活中,人类在幼小时跟随长辈在实践中学习农作物的耕种,气候变化的掌握,家畜的管理、土地的利用。作为主体的个人,在文化的、宗教的、社会的、技术的活动中,积累经验,教育(=学习)与行为是一体的。其中并没有教与被教的概念,而是自己通过观察、试行、再修正这一过程来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也保证了当地生活体系和生态特色的融合,是当地作为一个可持续社会的根本。这一系列的实践恰好地体现出自助的重要性,乡土教育和垃圾问题的结合,是村落空间再造的契机,也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

其次,乡土教育是对当地固有价值的再确认,是培育对自己生活世界的“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重建,同时需要纳入关于垃圾问题的学习和 4R 理念的实践。固有价值的重新确立,是以优势视角来重新审视乡土的途径,而一个垃圾遍地的乡村不可能让村民会感到有任何优势。在 H 省和 J 省所调查的村民中,即便是不愿意移居到城市的老人,也都无一例外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到城市里生活,认为城市是发展的前沿,至少看起来是干净的。一方面,说明村民对垃圾问题有了明确的问题意识,但对应问题的知识和信息,无法从适当的渠道获得。另一方面说明这样的认知显示了在长期的二元结构下,已经形成制度化的心理弱势和自我否定,加速了他们离开农村的步伐。这种对现状的妥协心理是建立自助精神和问题解决的最大障碍。对村民来说,经济落后尚在容忍范围之内, 而一向优异于城市的田园风光已因为垃圾遍地而不复存在。一个凋敝的、环境恶劣的,村民以加速度脱离的村落,若要重新振兴,亟待乡土教育来促动村民重新认识当地的固有价值,而垃圾问题就是遮蔽其固有价值的一大障碍。这样的价值并非已完全消散,它就存活在村民的集体记忆当中,这是乡土重建的精神基础,也是村落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此种情感力量同基于私情的公共性的意涵相契合,亟待学者等更多的人士去关注,去发掘。

四

结束语———共助体系的形成

垃圾问题,如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日本那样,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得以解决。但更让人忧虑的是对现代化毫无防备的、彻底的拥抱。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病理,与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经历的社会病理相结合的时候,垃圾就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课题。可以说,农村生活垃圾是多重病理相叠加而凸显出来的问题,对其诊断和治疗也应该思考一副综合性的处方。因此,本文分别从三个角度,即行政体系的公助、村民主体间的互助和对村民自助的学习触发,探讨了根植于村落空间再造的治理模式。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那么,其顺序应该是,自助、互助、公助,也就是说在自助和互助不能完全应对的时候,才会有公助登台亮相的机会。但在中国农村地区,无论是快速清除共有地散乱的垃圾,还是公共领域成立和对乡土教育的推动,公助的力量不可或缺。但长期对公助的依赖,不啻于强化了村民生活世界的空洞化和殖民化,再加上无论是乡村干部或是普通村民对社会发展的概念和规划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其问题的所在也折射出当今社会整体对后者轻视的现状,因此本文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区别,这是因为对于同时具有公共性和私人性质的生活垃圾问题,社会发展对互助和自助的促进更是长久的、根本性的机制。而在现阶段,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的现实处方是,从这三个层面同时推进,以形成有机的共助体系, 才能使 4R 的理念与实践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原标题：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生成机制与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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