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城市排水工程与防水措施

为防止短时间内出现大量降雨导致城内积水,在设计之初工务局对下水管道型号作出要求。以  20分钟可能达到的最大降雨量为标准设计排水管内径,“使某一区域流水通过水管之时间,等于该区域内最大雨量之集中时间”,这一设计即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暂时性城市内涝制定的。

城市排水主要针对雨水和污水,工务局因此制定了“分流制”与“合流制”两套方案。分流制是将城内雨后积水经管道排入秦淮河后泄入长江,生活污水则经专门污水管道排入城外污水处,作统一处理;合流制即将污水和雨水泄入同一管道进行排放。

分流与合流两种方式,如何选择?分流制存在两个弊端,首先,分流制需铺设两条下水管道,经费开销大;另外,雨水较大时,仍会有污物混入清水管道,“虽名为分而实不能尽分”。合流制可节省经费,只需铺设一条管道即可同时完成污水和雨水的排放。降雨时,将城内雨水与污水排入同一管道,生活污水经雨水冲刷稀释后排入秦淮河;无雨时,将秦淮河处的排泄口封闭,污水进入截水管流入水西门,经抽水机排入长江,“虽名为合,而实则清浊判然。”时任工务局局长的宋希尚认为,“何者宜用,选择标准,不外二种,一则根于经济,一则计其功效”。可见,经费的制约与排水功效是作出抉择的重要标准,很显然,分流制并不符合“节俭与实效”的建设原则,工务局遂采用合流制方案铺设下水管道。

(三)确立防洪预警机制

民国前期,南京城内涝频发且造成严重损失,而下水道工程迟至  1935年才正式施工,在这期间,如何应对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城市内涝,成为市政府首要解决的城市危机。

自  1931年大水后,长江流域防洪工作受到重视。1932年,“扬子江整理水道委员会”对长江下游各险要堤段进行实地勘查,组织人员修补江堤缺口。与此同时,“为防患未然,免除水患”,行政院通令沿江各省作好防洪工作,严令禁止挖堤取土等有害大堤安全的破坏行为。同年,南京市政府颁布《南京市防水计划草案》,要求工务局对秦淮河、进香河等城内河道疏通开浚,维修武庙及东、西水关防水闸门,修复明沟暗渠等旧有排水设施,保证行水通畅。

防洪预警机制的确立和洪水监测系统的完善,使散布在各处的防灾人员能够及时掌握水文变化,做到灾前预防、灾中跟踪,城市内涝的应对能力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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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内涝防治成效

独特的自然环境加之人为治理的缺失是民国初期南京城内涝灾害多发的两大诱因,而水利治理上的不作为才是城市水患发生的根本原因。

城市排水系统的完善和积极的灾前预防可以有效阻止城市内涝的发生,1935年城市内涝的消除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1931年水灾,南京段长江水位高达  7.6公尺,受江水顶托影响城内积水无法排泄,城区东南部、成贤街、夫子庙、励志社、武定门、秦淮河两岸、下关热河路兴中门至车站一带,全被水淹。1935年江水倒灌入城的危险程度并不逊于  1931年洪水,长江水位涨至 7.2公尺,“较二十年最高水位 7.6公尺,相差甚微”,“经筹划防堵抢救,幸得转危为安”。

由于防洪机构的积极应对,水灾化险为夷。在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参与治理的综合作用下,抗战前南京市政府在防治内涝过程中初步建立起“防洪预警机制”,并成功遏制了城市水患的发生。同时,这也表明,南京城内涝灾害尽管因天气变化所致,但是,人为正确治理对消除水灾危害具有决定性作用,防患于未然与临灾时的科学应对必然能够极大地减轻灾害程度。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首都”建设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其发展之路转入了以“建成模范城市和国际都市”为取向的新轨道,与之相匹配的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之一的城市水利建设成为市政建设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南京市的水利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城市水利环境仍不乐观。

市政府虽然制定了科学的排洪方案,但因经费制约,下水道工程被长期搁置,至  1936年仅完成城南区的管道铺设,“虽臭气已较过去减少,但仍未达到根本清除的目的”,后因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城北区的下水道规划未能付诸实施。南京城市水利建设的实际效果与最初设想仍存有差距。

在南京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政建设被认为是影响国家形象与政党执政能力的政治工程,国民党也将首都建设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象征,因此,公园、林荫大道、城市广场等显而易见的形象工程发展快速,相比之下,被视为城市发展生命线的防水设施则进展迟滞。

执政当局在防治城市水患的过程中,对城市排水建设重要性逐渐取得共识,排水设施既是市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城市现代化的显着标志,其质量优劣也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高度的重要标准。至此,南京市政府开始调整规划方案,将市政建设重心转移到水利建设中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城市建设被迫中断,城北区的下水道规划未能付诸实施,但是作为当时城市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仍反映出当时城市规划者、建设者打造国际都市的远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