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麒敏：中国应在全球气候治理新时代更好发挥引领作用

《中国环境管理》：你预计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立场在未来几年之内是否会有所软化？

柴麒敏：因为退出程序和时间问题，特朗普政府此刻宣布决定，并不妨碍其作为缔约方继续对《巴黎协定》后续谈判施加影响，后期也还仍有回旋的余地。

根据《巴黎协定》第二十八条，缔约方只能在《协定》对其生效满三年后才能申请退出，并在收到正式通知满一年后，退出才真正有效。也就是说在这四年中，美国仍然是《巴黎协定》的缔约方，仍然可以履行缔约方所有的义务。这意味着，按此计算，美国最快在2020年11月才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这期间美国仍然可以参加所有关于《巴黎协定》的谈判，仍然可以干扰和影响谈判的进程及维护“美国优先”的利益。

同时，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将于2021年1月结束。2020年前后新一轮的总统竞选将启动，到时针对《巴黎协定》的态度将再次成为候选人的热门话题。理论上来说，特朗普如果参加第二任期选举则可能根据民意做出新的决定。

特朗普在宣布退出时还提出要重开谈判，修改《巴黎协定》至美国满意，或者另行缔结新的气候条约，前提条件是必须“对美国公平”。在2017年9月16日中、欧、加联合主办的“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发表的《联合主席总结》中，美国再次确认将退出《巴黎协定》，但在对其更为有利的条款下愿考虑重新参与。在目前强硬主张退出《巴黎协定》的白宫幕僚班农离开后，事情也不能说没有转圜的余地。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机制需要改革

《中国环境管理》：美国事件的发生，是不是提醒我们，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公约的制订和履行机制也需要作出改革？

柴麒敏：国际政界、商界、学界人士随后都纷纷对特朗普的这一决定表示遗憾或谴责，表态《巴黎协定》不容重新谈判，坚持实施《巴黎协定》的决心绝不动摇。正在访欧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在第一时间就此事发表了看法，表示密切关注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问题，并重申将继续坚定不移维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共同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后续谈判和有效落实。全球并没有因为美国退出而动摇推动《巴黎协定》有效落实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改革始终是需要的，《巴黎协定》也并非没有瑕疵。《巴黎协定》以鼓励各方最大程度参与、保护各缔约方主权和利益、强调遵约机制中“专家式”的透明、非对抗、非惩罚特性，以注重现实起点同时强调不断提高力度为基本特征和精髓的制度安排虽体现了谈判的妥协艺术和务实主义，但也为其后续落实和实施埋下了重重隐患。尽管《巴黎协定》有了温升2℃/1.5℃和本世纪下半叶碳平衡的目标，以及五年盘点和所谓“棘齿”锁定机制，但对于各缔约方行动的实质内容和力度，没有强制性要求。

《巴黎协定》近乎完全的“自下而上”的范式强调国家自主、序贯决策，有务实理性的一面，但也将带来“光谱式”的碎片化问题。

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下“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在后期推进国家自主贡献更新、透明度、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关键性机制上缺乏效率、进度缓慢，同时因为缺乏自上而下的框架，这些机制的设计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障碍，甚至僵局。面对美国再次出现的“退约”风波及冗长低效的谈判进程，联合国主渠道的机制也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和改革。

《中国环境管理》：在你所称之为全球变化治理3.0时代的新历史阶段，中国、欧盟和美国将分别扮演什么角色？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全球领导力，未来还可以做哪些努力？

柴麒敏：随着美国的退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面临更迭和分化，国际社会对治理模式变革以及中国引领未来进程、中欧开展气候合作充满期待。

中国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妥善处理好各方关系。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的大局，以往气候变化是中美关系的亮点，现在亮点不再，但也没有必要由此转变为“灰点”，甚至是两国的“摩擦点”。中国应该趋利避害，分化利用各方关系，顺势而为。在持续加强与欧盟、基础四国、77国集团、20国集团等的沟通和交流的同时，也不要操之过急。

同时，中国应该避免炒作“领导力”，正确认识“举旗”的利弊。一国领导力不是自封的，而是水到渠成的，我们既不该盲目乐观也不该妄自菲薄。中国要充分评估发展中大国、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位，对能否以及是否有能力“接盘”美国领导力要有清醒认识，对可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和出资义务要有基于事实的分析和判断。未来四年都是中国在此议题上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谋定而后动，不要过早把话说得太满，应该留有余地，徐徐图之。

中国还应该吸取美国的教训，注重国内的战略谋划。中国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国家自主贡献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国情研究制订出来的，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政策自信。中国应该长远谋划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内政外交战略，不要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稳定经济增长对立，不要将“气候举旗”看作是一蹴而就的短期策略，而是应该突出低碳发展在绿色改革新政中的地位，强调低碳转型的长期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注重通过法治提升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退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国内减排的信心，滋生了很多气候怀疑论调的“土壤”，务实的政策讨论非常有必要，该反思的要反思，该坚定信心还要坚定，释疑解惑、凝聚共识、团结力量才能最终把一件“我们自己要做的”大事和好事做好。

今年是气候变化谈判“小年”

《中国环境管理》：即将召开的COP23将主要讨论哪些重要议题？

柴麒敏：COP23虽然斐济是主席国，但召开地将放在德国波恩UNFCCC公约秘书处总部，因为斐济作为小岛国还没有足够的交通及场地条件来举办如此规模的会议。由于明年按计划就要完成《巴黎协定》细则的谈判，因此今年大会希望能就国家自主贡献更新、透明度、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议题达成案文草案或大纲，为明年奠定一个基础。

《中国环境管理》：据悉，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将推出新的气候变化投资平台。“为气候投资”（Invest4Climate），旨在汇集各国政府、金融机构、私营部门投资者、慈善机构和多边银行的资金，来支持转型性的节能减排行动，从而推进巴黎气候协定的落实。你如何评价这一平台？

柴麒敏：《巴黎协定》第二条特别提出了气候资金发展的长期目标，即“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一直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焦点问题。

“为气候投资”（Invest4Climate）是一个新的综合性平台，这个平台的具体细节和机制，将会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年会和COP23上继续讨论，并将在2017年12月由马克龙总统倡议举行的巴黎气候峰会上正式公布。

目前还未看到具体的细节，希望这个平台能发挥整合资金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作用。

《中国环境管理》：预计COP23可能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柴麒敏：今年COP23是小年，预计不会有特别重大的成果出台，进一步凝聚共识、务实向前可能是最大的基调。

专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国际部主任柴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