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土壤污染防治面临两大挑战 ”

建议土壤污染调查制度化，实现土壤数据共享

Q《中国环境管理》：“土十条”提出要以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为重点，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周健民：首先，要有科学、合理的调查指标体系。这次详查是以环境质量指标为主，但是也应适当考虑其他质量指标。要科学地设计、选取调查指标，充分考虑土壤类型、土壤的利用方式、土壤生物有效性等对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确保数据整体上的系统可靠。因为环境指标不是孤立的，与土壤的基本性质方面的指标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要尽可能地在污染详查的过程当中囊括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pH值,就是土壤的酸碱度，再如土壤质地，是黏性的还是沙性的，这些指标对农用地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影响特别大。

其次，科学、合理地选取调查密度。不要拘泥于网格化调查密度的设计，粗旷地、不加区分地加大网格密度。要在充分考虑土壤类型、土壤利用方式、生物有效性等指标的基础上，科学确定调查的密度。这样做出的调查数据才更加科学、有效。否则仅从网格划分调查密度，可能会漏掉一些小型的特殊土壤地块，也容易造成调查费用的浪费，比如有的地区由于土壤相似度高，网格可以适当疏一些。此次污染详查在网格调查的方法上，除了加大调查密度外，还应考虑不同地块的土壤类型和基本性质、土壤的利用方式等。

第三，根据现实的紧迫程度和财力水平，确定合理的调查范围和调查时间表，分地区、分批次推进土壤污染详查工作。污染详查应区分优先顺序。从重点区域来看，可以先从粮食主产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区域做，既要有耕地的污染详查，也要有城市建设用地的污染详查，当然像江苏这样的省份同样也是粮食主产区，应该两类详查同时并重。

从时间上来看，“土十条”提出“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2020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但这只是近期目标。

我建议要有一个长期的制度化的安排，土壤质量在不断变化，每隔一个时期(如20或30年)就要进行一次包括土壤环境质量在内的土壤普查，建立可靠的数据系统。在两次土壤普查间隔之间，可选择典型土壤类型、典型区域进行一些专项调查和进行动态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修正数据信息。

第四，建议成立土壤污染调查组织委员会或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土壤污染详查。“土十条”提出，由环保部牵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参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落实。下一步应明确具体的协调合作机制，彻底改变此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局面，统一方法、统一标准，实现数据共享，推动土壤资源科学管理利用，改善土壤环境质量。

Q《中国环境管理》：根据“土十条”，土壤污染调查由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划为地方政府的事权。您认为，这种事权划分是否恰当?

周健民：我认为，这种安排是合理的。但前提是中央政府在技术上、时间上要有统一要求，统一部署，统一监督。在技术上，国家应提供统一的技术指导方案，统一调查标准和口径，设置一个最低的详查要求。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在时间上，国家也应设置一个时间表，让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合理、自主安排进度，同时确保及时完成。

在调查费用支出责任上，中央拿多少钱，地方上拿多少钱，这个要明确。为了防止某些地方政府人为地干预污染数据，淡化污染或者拔高污染程度，国家应建立对地方详查结果的检查、抽查制度，确保调查数据准确。

每一块耕地都应安全利用

Q《中国环境管理》：“土十条”第三条提出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按污染程度将农用地划为三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为什么中度污染农用地仍划到安全利用类呢?

周健民：这是根据此前的《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确定的，这一标准目前处于修改过程中，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土十条”提出，2017年底前，发布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技术指南。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土壤资源非常宝贵，不能轻易放弃利用，同时我们也要防止有人利用土壤污染的借口，随意改变土地性质，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另外，我国土壤污染评价标准订得比较高，也没有详细考虑土壤类型和利用方式，有些所谓污染的土壤，污染物的有效性也可能很低，其中大部分都是可以科学利用的。

所以《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采取了“边利用、边修复”的原则，对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土地，结合当地主要作物品种和种植习惯，制定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方案，采取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措施，降低农产品超标风险，实现安全利用。同样一块污染的土地，种植不同的作物其对污染物的敏感性不同，可以通过农作物品种的选取控制农产品质量。比如同一个地块种植这个品种，其产品对人体可能是有害的，而选另外一个品种，其吸收的污染物可能就很少，它的产品就是安全的。我们也可以选择种植不直接食用的经济作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采用一些耕作管理措施，如水分管理，合理选择肥料品种，施用石灰等都可以降低污染物的生物活性，使土壤得到科学利用。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科学利用农用地的前提是要加强政府对农作物的监管，确保农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检测标准才能上市。

Q《中国环境管理》：“土十条”提出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2020年达到90%左右、2030年达到95%，到2020年，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的面积达到4000万亩。您如何评价这一工作目标。

周健民：我认为，轻度和中度污染耕地时刻都要考虑安全利用。从长期来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所有耕地都能达到安全利用，不出问题。当然，我们要有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撑和保障，要非常清楚哪一块土地是污染的，污染到什么程度?每一块土地的质地如何?怎么利用?只有掌握这些数据信息，才能进行精确监控和管理。每一块土地都要有一个详细的数字档案，这样才能确保耕地的环境质量安全。

Q《中国环境管理》：农地污染还涉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农业的增产目标与农地的环境质量保护存在一定冲突。农业多年连增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了农地的严重污染。应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周健民：“土十条”对这个问题提了一句，“避免因过度施肥、滥用农药等掠夺式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降”。

首先谈谈化肥。有的人说不用化肥，这违反了常识。如果不用化肥，一半国人都要挨饿。化肥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农产品的产量有50%甚至更多都需要依赖化肥，所以化肥不能不用。

我们强调的是合理使用化肥，不能盲目地用，施用过多化肥，植物其实并没有完全吸收，造成了周围环境的污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土十条”还特别提到了增施有机肥。但是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有机肥比化肥对土壤污染的影响更大。因为有机肥里面成分更复杂，可能包含一些由牲畜粪便带来的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污染物，从而给土壤带来新的污染。因此，有机肥也必须合理使用，并要加强监管，不能盲目增施有机肥。

其次谈谈农药。我们农药的使用总量现在的确很大。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当然要靠科学，但同样在于管理和监督。很多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管理问题。比如说化肥该用多少?农药在什么时候喷?喷完了以后什么时候农产品才能够上市?养殖业中抗生素是可以用，但用了多长时间以后，才能够进行屠宰?这些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规范。

延伸阅读：

【干货】“土十条”与土壤修复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