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报告｜环保成为十九大重要议题 环保行业进入发展新时期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即将到来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反映环境污染水平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起初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上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收入上升，环境污染水平又会下降，呈现呈倒U型的曲线。日本、美国均经过相似阶段，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环境污染先不断上升，后期随着环保产业投资的增加、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目前日本美国均已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述的工业化后期生态恢复阶段，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分析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可知，我国已经度过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整体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对自然资源能源的过度使用造成巨大的环境压力，带来严重污染。目前居民的环境质量-收入弹性较低，即环境质量在居民消费需求中并没有占有加高比重，但公众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绿色消费行为逐渐增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用于环保技术研发的经费投入和设备购买的资金额逐渐增大。中国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即将到来，环境质量将伴随产业转型、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得到改善。

预期未来环保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将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改善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技术档次的产业。我国环保产业内涵扩展的方向则将集中于传统的末端污染治理向洁净技术、洁净产品、环境服务等方面发展，环保产业概念也将演变为：“环境产业”或“绿色产业”——即新型环保产业，整个环保产业将进入发展新时期。

日本环境产业发展历程：从“公害之国”到碧水蓝天

战后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环境问题集中爆发

日本自19世纪末开始工业化，二战后经历短暂的经济恢复期，便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石油危机后经济增长放缓，后进入经济全球化时期。其经济发展遵循“循序渐进”的产业政策。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部分环境污染问题逐渐显露：

1）工业化初期优先发展经济，忽视局部环境污染。1868年，作为日本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明治维新运动开始，日本将学习西方、赶超西方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开始工业化浪潮。矿业、防治和钢铁业是日本资本主义起步的三大支柱产业。由矿山造成的污染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公害问题。

2）工业化中后期，重工业发展迅速，环境污染严重。二战结束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日本产业结构由轻工业为主逐步向重工业为主过渡，重点扶持钢铁和煤炭行业，经济发展主要包括两个阶段：战后经济恢复期和经济快速增长期。

1945-1955年，进入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快速恢复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提出“贸易立国”战略，基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和对轻工业品的需求，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0%左右，日本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主要为轻工业和轻型机械工业。同时为了提高工业发展的能力，日本采用倾斜式生产方式，开始大力发展煤炭、钢铁为中心的基础原材料工业。在这一阶段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产生大量二氧化硫和粉尘，致使各大工业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烟尘型大气污染。

1956-1970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城市化速度加快，人口增长、收入提升带动了对住房、交通、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日本海岸线优势降低了运输成本，结合偏低的国际原材料价格，均促进了日本重化工业发展。钢铁产业和石油化工产业实现现代化，新兴产业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等实现工业化，造船汽车工业相继达到国际水平。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入工业化后期并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但与此同时，严重的环境事件被频繁曝光，成为社会公害和危机。

3）工业化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以生活污染为主，面临全球环境危机。能源与环境危机促使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向轻化、高级化发展，保障“低污染、无公害”能源供给，大力推行节能技术、能源加工技术的研发推广。

1974-1990年，日本进入经济低速增长时期。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面临能源危机，重化工业受挫，投资内需增长驱动力下降，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生铁、粗钢等基础性材料的产量呈缓慢下滑趋势，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锌镀板产量加速增长，机械行业能源消费与附加值比在制造业内部形成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向精加工、深加工发展，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

1990年至今，日本进入经济全球化时期。“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日本将制造业产业链向海外转移。海外直接投资为国内产业升级腾出空间，日本国内机械制造、房地产、物流、服务等产业迅速发展，经济结构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大力提倡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产业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19世纪60-70年代，环境问题集中爆发。如上文所述，聚焦19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资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和污染物的高排放，以重工业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同时，工业规模扩大、过度使用地下水造成地表下陷，汽车的废气污染也极为严重。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中，四件发生在日本，环境污染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政府认识到环境污染成本已经大面积地侵蚀全体社会生活质量。

“痛痛病”事件：三井金属矿业经营的神冈矿山长期将因矿务活动产生的、含有重金属镉的大量废水排放至河里，导致当地居民镉中毒，症状表现为关节疼痛，骨骼变形，轻微活动可因其多发性病理骨折，最终衰弱疼痛而死。官方确认受害者数量达195名，直至2008年数量仍在增长中，造成经济损失逾500亿日元。

“水俣病”事件和“第二次水俣病”事件：：1932-1972年，窒素公司水俣工厂长期将生产产生的含汞废水直接排放入水俣湾，汞含量高达70~150吨以上。汞通过食物链在动物、人体内富集，侵害神经细胞，破坏小脑和知觉系统，致使脑萎缩，患病死亡率高达44.3%。1973年，法院判决窒素公司支付3200万美元赔偿金，两年内共赔偿8000万美元。1966年，新潟县阿贺野川流域爆发同样的大范围疫情，史称“第二水俣病”。1967年新潟市民正式向法院控诉污染源昭和电工，开启了日本第一次正式的公害审判。截止1997年，官方认定水俣病受害者达12615人，死亡人数达1246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000多亿日元。

“四日市哮喘”事件：作为日本石油工业四分之一的重要临海工业区，三重县四日市拥有3家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以及十余个石化大厂和一百余个中小企业。企业使用高硫重油作为生产原料，产生的石油工业含酚废水排入伊势湾，同时产生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导致四日市上空出现约500米的光化学烟雾，混有重金属粉尘，在吸入人体后造成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及肺气肿等呼吸感染疾病。1960年开始陆续出现哮喘病患者，截至1970年患病者逾500人。因全国石油工业的普及，千叶、传奇、横滨、名古屋等几十个城市均存在这种情况，截至1972年，全国患四日市哮喘患者达6376人。

法律法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市民运动驱动环保产业发展

环保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日本成为要求最严格国家。环境污染问题的严峻性，促使日本政府加速立法，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等政策体系。1965年国会成立污染咨询委员会和国家污染立法委员会，1967年内阁颁布《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专门讨论公害问题，颁布了14部防治公害的法律，1974年颁布《公害健康赔偿法》。各种公害对策法规出台后，作为常设的、统一实施防治公害对策的行政组织，环境厅由此诞生。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实施，使日本成为“污染者的地狱”。

在行政机关的职责分配中，日本中央环境行政主管机关的主要职责为宏观管理，制定相关法规、发布标准由地方政府实施，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都、道、府县知事）负责地方污染整治，并直接向中央环境行政主管机关负责，地方享有较大权限自由。最高行政长官发挥协调作用，地方政府内部无严重职能冲突，以保证高管理效率。目前日本是世界上环保政策最为严格的国家。

70年代初，司法的公害裁判，对企业进行了严厉地惩治。四大公害诉讼中受害者全部获得胜诉，损害赔偿要件、因果关系证明的司法判断，显示法院保护受害者的坚定立场，对企业的态度产生巨大影响，促使企业不得不采取公害治理对策。

财政直接投资环保事业，补贴融资税收制度建立。1971年至2005年，日本环保领域的财政开支增长迅速，2000年达到峰值，约为1971年的30倍，之后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环保财政开支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在0.8%-1.7%之间波动。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将财政资金直接投入到污染企业的治理项目中，还建立了环保企业补贴制度、优惠融资制度、减税制度，以保障污染治理工作的开展。在大气治理方面，日本还建立起一套独具特色的救济、补偿制度。日本《救济公害健康受害者特别措施法》规定，需对因大气污染引起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的患者医疗费实施补偿，须由个人支付部分中，相关的事务费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负担，医疗费、医疗津贴、护理津贴由企业界负担一半，另一半则由国家和地方自治体负担。

产业结构转型关注节能环保，源头治理淘汰高污染产业。由于日本经济在70年代增速放缓，1973年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爆发、国际石油价格飞涨，自然资源不足并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制造业、重化工业受创。国内需求不足，世界经济减速，外需疲软，经济停滞，日本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在1975年时日本制造业的开工率仅为67.1%。政府开始推进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和高附加值型转化，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节能减排，减少对石油依赖。

日本大力开发节能技术与新能源、强力治理公害、消解过剩产能、企业积极推行技术创新、扩大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执行合理有效的补贴制度。工业化重点从石化钢铁等产业向附加值高且劳动力吸纳强的汽车、机械、电子加工等组装型产业转移，大力支持新兴高端产业发展，并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实行节约能源的产业政策，将节能环保作为八十年代重点扶持产业之一。实行科技立国政策，推动自主产品、技术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积极扶持以IT、IC及飞机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加大对外投资，向国外转移纺织、化纤、钢铁、有色金属和化工等夕阳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全国性“反公害”运动推动日本污染治理。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影响，公众反对公害的运动空前高涨，许多市民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向企业和政府表达不满，并围绕健康医疗索赔、环保对策等，提出请愿甚至诉讼。最初以受害地居民请愿和患者为中心，后来引起媒体甚至真个社会的关注，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反公害运动”，成为日本治理污染出现转折的最关键因素。

日本在20多年治理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公害的过程中，各地居民参与、地方公共团体、政府措施、企业应对、政治压力等社会各方均做出了努力，环境治理的推进也是一个环境政策博弈机制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环境治理逐渐从“保障产业发展，还是保护环境”二者选一的对立局面变为产业与环境友好的两利局面。

环保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环保技术居世界前列

随着环境治理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工业污染治理技术与装备相关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在政策的推动下，烟气除尘、脱硫、工业污水治理等相关市场的巨大需求促使日本环保装备的总产值不断攀升，1976年相较于1966年增长逾10倍，整体环境质量改善。

各环保子领域逐步形成龙头企业，大量优秀中小企业脱颖而出。随着日本国内污染治理市场需求的持续释放，虽然后期工业废气处理、工业污水处理、工业废气处理有所回落，但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污泥处置、噪声对策等领域的产值增长迅速，2001年达到1.69万亿日元。日本在污水深度处理技术及装备、垃圾焚烧设备制造、脱硫脱硝等大气治理技术与装备领域，具备世界一流技术工艺水平。

环保技术达到世界领先位置。环保企业作为环境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利用自身优势，朝着生态化、创新化方向发展，在三废处理和土壤修复等环保技术方面进行研发，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协同政府一起打造出以资源循环利用为中心的环保产业链。在经过二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后，在部分细分领域，日本的综合实力已超过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日本企业在短时间内成功降低了工业污染程度，同时创造了节约能源和其他资源的全新低废生产工艺流程，诞生了众多著名的环保设备生产企业。目前日本的环保技术同电子技术、汽车技术并列为世界三大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