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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曲格平,农村环境污染,环保工作

曲格平眼中的环保40年

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40年，也是中国环保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40年。

开放之初，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带来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1992年小平南巡，重化工业迎来大爆发，环境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2012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环保也迎来全面治理的新时代。

自从1982年中国设立正式的国家环保机构以来，环保部门延续着“逢八必升”的历史。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城乡建设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副部级单位，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升格为国家环保部，2018年又再次升格为国家生态环境部。40年间，国务院组成部门里只有它一直在升级。

40年间，能够从头至尾一直参与和关注环保工作的人不多，曲格平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第一任国家环保局局长、第一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外界称为“中国环境保护之父”。

过去，他曾经痛心疾首地呼吁，“中国的环境指标从来没有完成过，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境保护计划却年年完不成。”而今，他却说，“中国环保工作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环境问题终于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了。”

“从1969年算起，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接近50年了，50年里乐观的时间不多，成天愁眉苦脸的。中国的环境状况很严峻，我乐观不起来。”曲格平说，“不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做了好多以前想做但做不成的事，我终于可以乐观了。”

追忆中国环保的历史，曲格平觉得有两位人物影响至深，一位是周恩来总理，没有他，环保事业起步至少要晚10年；另一位则是习近平总书记，没有他，环保工作至今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

1972年6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曲格平也参加并见证了人类首次环境会议的盛况。

参加国际环境会议，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司空平常的事，但在那个时代却极不寻常。彼时，国内的极左思潮还在宣扬“社会主义没有污染”，但实际上，官厅水库、桂林漓江等地已经出现一些局部、点状的污染问题。能够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讨论“社会主义的黑暗面”，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奇迹。

力排众议决定参加这次大会的是周恩来总理，1970年，他从一位日本记者那里听到了关于日本“公害病”的介绍，开始敏感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在他的指示下，中国派团参加了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并于1973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开启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历史。

“其实，周恩来才是中国环保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环保的第一人。”曲格平说。

时间来到1979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从这一年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迎来40年高速增长期。也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标志着环保工作开始迈上法制轨道。

不过，直到1992年，中国经济仍旧是在探索中前进，环境污染也大都是以局部和点状污染为主，主要污染源来自乡村，是乡镇企业大发展所带来的产物。

曲格平印象最深的是治理漓江。1973年，邓小平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桂林参观访问时就发现，漓江沿岸有多处工厂污水直排漓江，环境污染严重。1979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桂林风景区污染治理意见的报告》，漓江综合治理工程正式打响。

“邓小平当时说了一句话：‘如不解决漓江污染，将功不抵过。’所以广西自治区政府非常重视，开展调查研究，治理了一阵子，可效果不明显。国务院又派我去调研，我沿着漓江看了一下，发现工厂、造纸厂等都是沿江而建，排污非常方便，漓江的水量又不大，所以污染非常厉害。想来想去，如果不关闭这些工厂，即使采用最好的技术也解决不了污染。”曲格平说。

他把这个想法跟自治区政府进行了沟通，对方听了直摇头，都认为把工厂全部关闭是不可能的事情。“官司”最后被上报给时任国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李先念，在李先念的支持下，漓江沿岸的37家工厂全部被关停。

“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下这样大的决心。”曲格平说。

不过，在那个阶段，环保工作更多的还是建章立制。1979年颁布环保法，1989年又作了修订，还有各单项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构成了初步的环境保护法律框架。

特别是在1983年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宣布，环境保护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继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第二项基本国策，把环保工作提到了很高的位置。

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

1992年，是转折性的一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20年的飞速发展期，环境状况也迎来压力最大的时期。

这一年，小平南巡讲话，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之80年代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导致的结果就是环境状况日益恶化。江河湖泊污水横流，蓝藻大面积爆发；城市里空气质量变差，呼吸道疾病急剧上升。

尤其是2002年至2012年10年间，重化工业迎来了“黄金十年”，大批钢铁、水泥、化工、煤电项目纷纷上马，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就是“三高”——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致使能源资源全面紧张，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

“大家都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的发展路，但环保方面我们也只用30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污染路。”曲格平说，“1992年以后重化工业的大发展，使得中国进入了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现在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这一阶段积累和产生的。”

该阶段的特征，就是环境污染全面告急，范围由原来的局部扩展到全国，种类也由单一的水污染增加到水、气、土，中国的环境状况亮起了红灯。

面对这一形势，环保工作能做的也只是重点治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治理“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其中最典型的是治理淮河。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一首民谣唱出了淮河污染的严重。1989年和1994年，淮河先后两次发生水污染事故，使得安徽、江苏150万人出现饮水困难，也促使国务院下定决心治理淮河污染，提出了“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的目标。

1994年5月，安徽蚌埠，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代表国务院宣布，淮河污染治理启动。随后的4年间，淮河流域关闭了999家小造纸厂，对1139家污染企业完成了污染治理改造。曾经一度，曲格平发现淮河干流一些主要监测断面的水质已有明显好转，有的已经接近了三类水的标准。

原标题：曲格平眼中的环保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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