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各个国家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背景和法律设计有所不同，从立法体例上看，既有专项立法模式，也有分散立法模式。专项立法模式将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的相关内容作为单行法规进行立法。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土壤环境保护或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但多在其《环境保护法》中设专章规定土壤环境保护或土壤污染防治的问题。

从各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模式来看，专项立法已经成为世界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潮流。从立法的过程看，由于认识和经济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各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循序渐进，采用逐步修订的方式不断强化土壤污染控制，使法律始终与时代同步。在土壤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完善对土壤污染控制的具体环节，同时培育与立法进程相适应的土壤污染修复产业。

刘阳生眼中的土壤修复并非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更关乎到多学科的互相关联，他认为，土壤修复最大的难题还是在耕地修复，资金的来源、技术手段的使用、示范推广的可行性都是目前尚待克服的难题。

刘阳生认为农田土壤力修复应该是一种农业功能的恢复，不是一个污染治理。当我们把农田土壤力修复当成污染治理的时候，它就被偷换成了一个工程技术的概念。耕地修复涉及很多东西，把农田修复好要懂得农学，要懂得土壤学，要懂得环境科学、环境工程，还要懂得微生物学。

目前全国还缺乏成熟、规范的制度和商业模式来激活土壤修复市场。业界热议的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土壤修复，也“仍在探索之中”。关于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不去净化污染土壤，而是采取被动的策略，对污染农田进行安全利用，让它“带病上岗”。第二种方法是对污染土壤进行净化，净化污染土壤——植物修复。（权衡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平衡一次性投入和长期性投入的问题）如果有条件，污染土壤要尽量想办法进行修复。第一，治理土壤污染是一个环境伦理问题，不能破坏了别人的东西就不管了。第二，不能说农产品重金属不超标，土壤污染就完全没问题了。我们在湖南做过一个近四百人的调查，当地土壤重金属超标，于是吃的、喝的都从外地运进来。但是四年后的跟踪调查表明，当地新出生的小孩头发的重金属依然超标。我们对湖南某地污染农田和水体的监测发现，由于污染土壤中砷含量偏高，降雨时导致地表径流中携带的砷浓度偏高，超过水质标准。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总体上看，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国外土壤修复已有40年~50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和实用化的土壤修复技术体系、完备的修复产业链和修复市场，具有成熟的修复工艺、配套的修复材料、成套的修复设备、高素质的咨询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相对而言，我国土壤修复技术研发和工程化应用只有短短10年时间，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水平和工程经验，处于边实践、边提高、边摸索、边总结的阶段。就农用地而言，受污染耕地土壤修复技术研发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基本相当。

相对而言，我国污染地块土壤修复技术水平、施工能力和工程经验总体上较落后。起初大多采用水泥窑技术、填埋技术为主，目前正逐渐发展成为以热脱附技术、化学氧化技术、气相抽提技术、固化/稳定化技术等为主流技术，适用于原位和异位处理的工程技术体系。

天然纳米颗粒(如一些粘土矿物)和合成的金属氧化物纳米材料已经被证明在降低重金属的移动性和生物有效性方面有效果。但能够经济有效地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技术还处在研究和试验阶段，目前还难以大规模推广应用。

粘土矿物用于水体和土壤修复的共同原理是利用粘土矿物的吸附能力将污染物固定、转化，降低它们的生物有效性。从技术方面讲，土壤是不动的，而水体是流动的;土壤的缓冲容量比水体大,因而滞后效应更大、更难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