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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6日,一篇题为《上海高桥石化搬迁进展:中石化欲求500亿补贴》的新闻报道,因“天价补贴”等敏感字眼,将中石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后,“石化黑板报”发布《高桥若搬迁,必是为城市,更为市民——兼评中石化求500亿补偿高不高》一文,以恳切言辞辨明事件原委,正面回应“高桥石化搬迁”传闻。
在公众的一片热讨声中,无论是将话题焦点引向政府补偿金额是否高价,或是企业算不算“求补偿”等方面,似乎都并未触及城市转型和化工企业发展的平衡问题。未来,政府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过程中,或将持续面临化工企业环保压力,究竟二者之间如何建立起矛盾化解机制,成为这一事件背后的深层议题。
化工企业搬迁渐成“潮”
成立于1981年的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简称高桥石化),其下属主要炼油化工装置分布于上海浦东黄浦江吴淞口岸,毗邻南塘高桥港。便利、开阔的地理区位优势,为设厂生产提供了天然的外部条件。而建厂早期,农田遍布、人烟稀少的偏僻环境,使这里成为减少城市污染的理想选择。
为何三十年的变迁让高桥石化不再具有原先的区位优势?本来远离城区设厂怎么就被看成了“石化围城”?这其中有着亟需澄清的问题。
据石化行业相关人士介绍,其实,从城市早期工业规划地图来看,化工企业与城市都保持着50公里的距离,西安石化、杭州炼油厂、兰州石化都是如此。准确地说,是城市向外扩张将原有的化工企业包围其中,变成了“城围石化”。
2009年,随着《石油石化行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实现石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左右的总体目标,同时20项重大在建工程和20项重大新开工程项目规划,在各地掀起了新一轮兴建潮,政府出于政绩考核,“大干快上”地引来大批石化工业项目。
加之城市规划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中国多地出现了原有的石化专区同时兼具配套服务职能的发展乱象。其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老化工企业周围居民楼林立制约自身发展,新化工园区功能紊乱、项目环评程序偷工减料。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全国4.6万多家重点行业及化学品企业中,12%的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地、重要生态功能区等环境敏感区域不足1公里。72%的企业分布在长江、黄河、珠江和太湖等重点流域沿岸,50%的企业无事故应急池。
无疑,天津港“8˙12”爆炸再一次将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和城市绿色发展矛盾摆在了政府眼前。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天津事件后,大概全国有接近一千多个化工企业需要搬迁改造,总搬迁费用大概4000亿元。”
城市转型升级背景下,新一轮化工企业搬迁潮悄然形成。
搬迁赔偿这笔“模糊账”
化工企业集体外迁,首先涉及费用补偿问题。然而,资产动辄百亿的石化工厂能否简单就此搬家?围绕搬迁代价与补偿问题,政府和企业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对于2011年便有搬迁传闻曝出的高桥石化而言,四年时间内搬迁事宜悬而未决的现实,便折射出政府与企业间利益的复杂性。
“为了高桥石化搬迁,中石化向上海市政府要了500亿元的地价补偿,现在政府已经原则同意了。”一位上海知情人士的此番说辞,成了媒体争讨中石化“漫天要价”的依据。
对此,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说企业搬迁,中石化向政府‘要’钱这不太现实。政府需要在税收、土地、人员安置等方面给予企业一定优惠,并以资金的形式进行折算。”
目前,中石化新闻办公室已经通过其官方微博“石化实说”对此事做出澄清:“上海市拟给予的500亿元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地面资产、搬迁工程、人员安置等等,不应简单等同于土地补偿。”
即便如此,500亿的补偿费用也难以平衡高桥石化搬迁的代价。目前占地4.2平方公里的高桥石化,拥有包括1300万吨/年炼油产能在内的75套炼油化工装置,年产值达数百亿元。作为国内首个把欧五成品油卖到香港的企业,其已经成为中石化高端油品的主要供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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