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董战峰：“土十条”为土壤环境保护提供了顶层设计-第3页-北极星环境修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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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战峰:我想《行动计划》对这方面还是有充分考虑的，就是要建立纵向、横向两条线的责任分工机制。什么意思呢?就是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不同的部门，刚才主持人您也提到了。这里面不同部门的责任、事权分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定要明确，要建立事权的责任分担，细化下一步的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个，不同部门之间怎么样更好地协作、联动，包括开展一些预警，特别是在一些大区域尺度上的问题，可能要有很好的协作、联动机制，有实打实的机制在那里，不是我们搞个联席的形式，要有个有效的机制。这也是环境保护的特征决定的，需要管理上有这么一个模式。

其次，咱们有个上下(关系)，中央到地方有试点分工，土壤的问题不可能中央全都大包大揽，地方上也是。地方按照新修订的《环保法》的明确规定，就是地方政府要对环境质量负总责，包括了土壤环境质量、土壤环境保护，这里面要明确地方的环境质量责任。

“土十条”里面对怎么样明确责任，怎么样抓好责任，实际上都是有明确要求的。咱们对土壤环境保护的目标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2020年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落到地方才能真正落地实施。落到地方以后到时候要分解，分年度或者周期，到2020年每个地方，省、市要达到什么程度，我要对你进行考核，如果你达不到要求，可能就有相应的责任机制在里面了，我们要追责。

我想一定要有整体设计在里面，“土十条”现在也确实对这个有明确的要求。这样我们既有机制在这里，又有责任追究、明确的目标导向，都在这里，这样就更有利于咱们从体制机制上、部门协调上、中央的分工协调上，把我们土壤保护工作方方面面的要求落地，落到每一个部门，这样的话才能保障“土十条”的顺利实施。

中国网:刚刚我们一直在说“防”，说完了防，我们再说“治”。众所周知，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几乎是无法清除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因此土壤污染治理难度大。那么这个“难”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

董战峰:确实，土壤的污染相对水、气的污染来讲治理难度是非常大的。一个是给土壤污染的来源、污染原因往往非常复杂。有的污染物一旦进入到土壤以后，可能非常难以修复，更不用谈恢复原状了，这是土壤污染本身的特征决定的。第二个是土壤污染的机理非常复杂，往往是多因素，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整个迁移转化过程从机理上来说还是很复杂的，这是第二个难。第三个难，修复治理的投入一般来讲非常大。大家经常讲一个问题，就是“土十条”实施以后能多大程度解决土壤的问题?有的讲几千亿，有的讲上万亿。我国土壤污染严重的形势，不仅有现在很重要的存量问题，还有将来面临的压力和挑战的增量问题，不是几个万亿能解决的，可能都是十万亿水平才能解决。我想资金的问题、投入大的问题也是非常有难度的，需要我们管理部门做一些管理政策、机制方面的创新，怎么样能把方方面面的投资主动性调动起来。

中国网:说到要解决这些污染，可能就会涉及到治理经费的问题。那么您认为《行动计划》提出了解决办法吗?《行动计划》对明确污染治理与修复主体方面做了详细阐述，这对我们解决治理污染的资金来源问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

董战峰:我想“土十条”对这一块还是有充分考虑的，土壤环境保护工作难度确实大，要做好，就一定要责任明确，要保障资金投入。实际上，以前土壤问题就是因为事权分工不明确，企业、政府主体不明确，很多时候造成防控措施、一些工作不是很有效，而且很多时候不仅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比如说很多是企业造成的污染，是政府财政解决的，这也是不公平的。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从其他方面考虑的，比如说社会安定、老百姓的安全等等。

无论怎么样讲，我们一定要把不同主体的责任分工理顺，一定要明确界定，这样才有利于工作更好地开展，包括我们讲投入怎么解决，可能都要从这方面去考虑。

说到投入费用的问题，我想“土十条”里面首先提到的，还是要正式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政府的财政投入最起码在当前一段时间内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行动计划》里提出来做试点，都需要政府财力解决。这里面我们国家已经有了重金属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属于财政资金的投入，很多地方根据地方环境保护要求也有地方的财力投入。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想法。以前我们财政投入更多地是基于项目本身，实际上项目本身的成效怎么样，有没有体现激励效用，还存在问题。“十三五”后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慢慢往土壤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维护上调整，财政资金使用上也要体现这个导向。比如说中央财政资金成立“土壤污染专项防治资金”，“土十条”也明确提出来，就是把“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进行系统整合，成立“环境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这个在下拨切块使用的时候要考虑到地方环境保护的成效，努力得怎么样，资金使用上要体现这样的导向，要跟土壤环境质量改善的程度、跟土壤环境保护投入的努力挂钩起来，就是有个环境质量改善导向，还有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绩效导向，要有一个双导向的适应方式。这是专项资金。

另外，谈到其他一些费用的获取途径，比如说可能还需要很多的政策机制的创新，吸引社会资本、市场资本进入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中来。刚才提到了土壤形势这么严峻，要解决它的问题，需要的资金量可能都是十万亿规模的。我们现在都定了2050年的目标，才能达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的健康安全，投入非常大。一定要把市场，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想可能在这里面有一些政策手段，我们需要再大力推进。“土十条”也明确提出来了，我们要加大PPP机制还有第三方治理机制的创新推进，一些企业可以做的，由专业化公司可以做的，政府可以把这些工作交给它们做，或者有些企业自己在做的，也可以交给专业团队做，把资本吸引过来。

当然还有其他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推行一些环境污染责任险。实际上，土壤污染产生后，很多主要企业，就是重污染、高风险的企业，重点行业的企业，这些企业造成污染了之后，对修复和治理实际上没有能力承担。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机制去给它兜底、解决，去分散它的风险。我想环境责任险可能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政策手段，就是绿色信贷。我们通过绿色信贷可以去激励、约束不同环境表现的企业，我们可以给一些土壤修复治理的专业公司一些优惠政策，在程序简化上有一些优惠性的政策。对一些环境表现好的企业，它去贷款的时候可以给它更加优惠的政策;对于表现不好的，或者你发生了问题的，我贷款上给你约束，把你拉入黑名单。我想这都是环境保护资金问题链条前端的一个政策，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觉得可以去探索，比如说一些资产的质押、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等等，都可以去鼓励企业探索，更好地把资金来源吸引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中来。

中国网:刚刚聊了资金方面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技术方面。我国现在是否已经有了比较好的修复技术，还存在哪些主要困难?我国目前对土壤污染治理的技术开发又是怎样的局面呢?

原标题：董战峰：“土十条”为土壤环境保护提供了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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