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三)大气污染调查

关于大气污染的状况，1973年国家计委曾在报告里描述：“不少城市空气污浊，有害气体增多。有些工业区经常烟雾弥漫，如同‘烟城’、‘雾区’。吉林市哈达湾地区每逢气压低时，烟气笼罩，白天行车，必须开灯，市里十分担心发生‘公害’事件。鞍山市工业区每月平方公里降尘量高达534吨……这些地区呼吸道疾病比空气清洁地区高一至三倍。成都青白江工业区每天排出有害气体五百多万立方米，大气中氟化氢、二硫化碳、二氧化硫等超过标准几十倍到一百多，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附近农业生产。”[6](p. 226)

在诸多城市中，兰州市的大气污染是污染严重而且影响颇大的一个例子。1974年夏，兰州市西固区常出现一种大气污染现象，其情景被描述为“雾茫茫，眼难睁，人不伤心泪长流”，而其原因则是众说纷纭。[8]是年北京大学和甘肃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对这种污染现象进行调查和研究，历经四年，证实了光化学烟雾在中国存在。1979年8月和9月，西固区又两次发生光化学烟雾，据亲历该事件的科学工作者结合调查叙述：“从早上九点钟左右开始，整个西固区呈现雾蒙蒙的一片，看去略带浅蓝色。大气能见度很低，一般只有200米左右……普遍都能感到光化学烟雾的刺激作用。如辣眼睛、流泪、畏光等都很明显，还有胸闷等感觉不适。一直延续到下午五点左右，烟雾逐渐消散。”[9]研究认为导致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物质氮氧化物在西固区的主要排放源不是流动的汽车，而是大工厂的高烟囱排放。[8]

何兴舟在论文《我国城市大气污染对居民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对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上海、郑州、兰州等30个城市大气污染调查成果进行了汇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主要城市在当时普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其中一氧化碳浓度普遍较高，居民区日均浓度为2.10毫克/立方米～6.90毫克/立方米，而居民区最高容许浓度为1.0毫克/立方米;部分地区的二氧化硫也超过了最高容许浓度，二氧化氮和强致癌物质苯并(a)芘污染则相对较轻;降尘和飘尘的污染则普遍较重，商业交通区一氧化碳、飘尘污染甚至比工业区还严重;从城市间的比较看，北京、抚顺、兰州的大气污染比南京、上海更为严重。[10]

(四)食品污染调查

关于食品污染调查的结果，在1973年国家计委的报告中也有反映：“农业中大量使用六六六、滴滴涕等农药，有些地区在粮食、蔬菜、水果、鸡蛋、烟叶、水产品中均已发现有过量残毒，影响了出口任务……浙江省去年对全省二百亿斤粮食进行化验，有一百亿斤被汞污染，其中四亿斤不能食用。”[6](p.227)1974年，国家计委在给国务院的《关于防止食品污染问题的报告》中指出食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有：农药的污染，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污染，粮油食品霉变的污染，家畜疫病的污染，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污染，饮食行业不卫生造成食品污染以及进口食品的污染。

在食品卫生调查方面，黄曲霉毒素备受关注，一方面是因其强烈的毒性和致癌性，另一方面是因花生和玉米等重要食物易受其污染。20世纪70年代，22个省市开展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污染调查，并据其制定了中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1的限量标准，[11]其中玉米中最高容许含量暂定标准为30ppb，花生及花生油为20ppb。1973～1975年，天津市卫生防疫站和粮食局承担了相关的调查工作。期间共采样测定352份样品，包括8大类27个品种，其中黄曲霉毒素B1含量在25ppb以上者占7.1%。 1975年，一份关于合肥市食品污染问题的调查报告指出了在食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出现的污染问题，其中同样有黄曲霉毒素B1超标的问题，如：“合肥粮食杂品厂用发霉的花生做花生糖，黄曲霉素B1含量超过国家暂定标准4倍……有的单位在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滥用化学添加剂，也造成了食品污染。”

(五)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

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通常是评估某地污染状况及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上文所述的调查活动大多包含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人受污染影响的诸多情况中，工作场所污染引起的职业病和急性中毒事件是重要的内容。1972年，卫生部军管会曾下发《关于转发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协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搞好安全卫生。在职业病调查中，有两类典型的慢性中毒的情况，分别发生于化工厂和焦化厂。1974年，国家计委《关于研究解决天津市蓟运河污染等问题的情况报告》指出：天津化工厂水银电解烧碱车间105名工人，半数患有失眠、手颠抖等汞中毒病症;聚氯乙烯车间183名工人中，有42人肝脾肿大，已有6人将脾脏切除。类似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吉林化工厂，也存在于兰州化工厂等其他散布于中国各地的大小化工企业之中。北京西郊调查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其中关于首钢职工健康的调查显示，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上升迅速，分别居于首位和次位，而它们中最高的又分别是肺源性心脏病和肺癌，这种情况在焦化厂尤为严重;与之相关联的是，焦化厂飘尘、苯并(a)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日平均浓度均严重超标。同样地，这个例子所反映的是钢铁厂的重要组成部分焦化厂的污染对职工健康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沈阳市一些工厂发生的急性中毒的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如：1971年6～7月，沈阳冶炼厂连续发生两起氯气泄漏导致中毒的事故，共造成1082人受害住院、6人死亡。[10]

另一类人受污染影响的情况是有害物质通过饮食对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松花江汞污染造成渔民汞中毒的事件。1973年以后，在吉林省扶余、黑龙江省肇源两县发现当地渔民发汞含量比对照组及正常组高出数倍到几十倍;有的渔民发汞值高达55毫克/千克～68毫克/千克，超过日本水俣病患者的发汞值。[4](p.71)其他诸如人食用受污染的鱼而出现不适症状的情况亦多有发生。

再者，人们因生活环境受到污染而出现健康问题的情况更为普遍，特别是生活在排污企业周围的人群。有关鸭儿湖污染问题的调查提供了一则极端的例子：从1962年至1975年，严家湖周围因葛店化工厂等的排污，附近农民有2634人明显中毒;一些儿童先天畸形，或在襁褓中夭折，或不到10岁就死去;在中年妇女中经常出现狂哭、狂笑病，猪、牛、狗狂跳乱蹦撞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人体肝硬化、癌症发病率高出其他地区3倍多。1963年，爆发了群众与工厂之间的严重冲突，最终以工厂支付赔偿款才暂时缓解了矛盾。 可见，这是一起因化工企业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并引发企业和民众激烈冲突的例子。

上述五种污染调查即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环境污染调查最主要的形式，从中可以看到： 70年代的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较为严重且普遍。这体现在自北向南的主要水域和海域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某些江段和湖库水质已到了严重恶化的程度，不仅使得水生生物的生存受到了威胁，特别是渔获量锐减，而且赖水而生的人们的健康亦受到酚、氰、汞、铬等化合物和重金属的影响;也体现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空气污染，一氧化碳、飘尘等浓度超标，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潜在因素;还体现在人们的日常饮食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这些污染的出现，除了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等原因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各类工业生产活动(特别是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等重污染行业)中对有害物质认知的缺乏、环境保护观念的缺失、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落后等。而在此过程中，情况也在发生着一些改变，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和企业为改变污染状况所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