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三、环境污染调查的意义和影响

20世纪70年代所开展的一系列污染调查，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起步阶段的重要内容，并对之后中国环境保护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主要涉及七个方面：环境保护作为政府职责的形成、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环保监测站的建立、标准的制定、污染调查机制的形成以及中国环境科学的形成。

从污染调查的目标来看，它是为了弄清污染状况和影响，并为污染的治理提供建议。它被设定为一项政治任务，一方面是因为它关乎人民健康，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关乎工农业生产。正是基于这两种立意，了解污染、治理污染以至后来的保护环境成了政府职责。这种职责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据自己的执政理念结合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在此过程中，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了作用，其中有内部的，也有来自国外的影响，了解污染状况的调查活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不论是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还是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其决策都建立在对中国环境危急状况的了解之上，后者在这一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环境污染调查揭露了中国当时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并以科学调查报告的形式反映了中国的基本环境状况，特别是工业污染的状况。它使环境污染问题暴露出来，也使诸如“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极“左”理论不攻自破。它对人们的环境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人们环境意识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就其现实意义而言，环境污染调查的目的在于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建议。如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的科研监测工作总结报告说：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查清污染源，为有计划的治理提供了依据;摸清了水质污染程度，为水源保护积累了资料;攻破了一些技术难关，为污水处理提供了方案;建立了环保监测站。 1972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指出：“既然已基本调查清楚，现在就是执行的问题，如果不执行，调查就是无效劳动”，并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积极行动起来，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则提出了北京西郊环境保护规划的原则和方案，不仅为城市发展、工业布局、污染防治提供了参考，还为全国范围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污染调查过程中，一批环境保护监测站建立起来，还初步形成了一些区域监测网。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全国环境监测工作的意见》指出：“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中有关‘建立监测化验系统’的指示精神，立即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健全各级环境监测机构。”一方面一些地区由卫生防疫站承担监测任务，另一方面有的地区也可以在地方环境保护主管机构领导下单独建立监测机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之后，环境监测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污染调查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在官厅水库污染调查过程中，官厅水库管理处、雁北地区、大同市、张家口地区、张家口市等建立了环境保护监测站，配备了一定的人力和设备。这些监测站与当地防疫站和厂矿化验室分工协作，初步形成了官厅流域监测网。[7](p. 2)1977年，黄河污染调查总报告则指出，监测机构设置得比较混乱，内蒙古、陕西、山西、宁夏设在环境保护办公室，甘肃、青海、河南基本上设在卫生部门，山东省省级和县级的设在卫生部门，地区站则在环境保护办公室。[1](p. 13)可见，这一时期各地环境监测机构的设置虽然还不太完善，但也初具规模了。

20世纪70年代中国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标准，如《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渔业用水水质标准》和《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等。这些标准的制定一方面借鉴了国外经验，即“洋为中用”，另一方面则结合了本国的实际和科学研究成果。污染调查报告为当时制定和修订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提供了依据。例如，在对《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进行修订时，修订组在说明中指出：“我们的修订工作是在总结我国职业病防治、‘三废’治理等卫生工作的实际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并以工矿企业现场、居住区大气及水源卫生学调查和工人、居民健康状况观察以及动物实验的毒理研究资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标准在污染防治方面的作用并不仅限于70年代，其影响是长远的。

20世纪70年代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其中一些污染调查是由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几乎每一个重点调查项目都是多个科研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完成的，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地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等多个学科。污染调查开创了多个单位通力合作开展环境问题调查和研究的工作模式，形成了一种污染调查机制，为之后中国的环境调查树立了榜样。

此外，正是在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过程中，中国的环境科学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当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开始进行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时，国内并不存在环境科学。调查人员以应用地理学的综合分析思想指导污染调查，如上下游水质的相互联系、河水与水库水的相互混合与相互作用等。在实践当中，他们提出了调查方法、调查程序、监测的布点方法和调查结果评价方法。[12]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协作组对大气、土壤和河流中污染物扩散或累积规律进行了基础研究，初步提出了污染计算模式，并应用这些模式对西郊环境污染进行了预测研究。这些来自于科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中国环境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环境科学发展过程中起奠基作用的科学家如刘培桐、章申等，不仅领导或参加了上述环境污染调查和研究中的一些重点项目，而且在此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研究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的一些环境科学院系和研究所，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3]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它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污染调查是中国应对危机所做的工作之一，也是中国环境保护起步的重要体现。在危机与应对的过程中，环境保护作为一项政府职责逐渐形成。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研究，既推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社会中一部分人环境观念的转变，也驱动着政府去采取措施治理污染或遏制其恶化的趋势，并为解决当时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污染调查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学科、多单位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且建立起初具规模的环境科研队伍和环境监测网络。这些工作不仅推动着中国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参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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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省情资料库˙海洋库》，山东省情网，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a&A=9&rec=274&run=13，2015年5月7日。

《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编：《松花江志》第4卷，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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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格平、彭近新主编：《环境觉醒——人类环境会议和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5～226页。

国家环境保护局、渤海黄海海域污染防治科研协作组编：《渤海黄海海域污染防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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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裘学：《西固地区光化学烟雾污染与人群健康关系的流行病学调查》，《环境研究》198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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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峰：《深切怀念我们敬爱的老师和环境科学的奠基人——刘培桐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组编：《地理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和综合：刘培桐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唐以剑：《我所了解的章申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网，http://www.igsnrr.ac.cn/sq70/hyhg/rwhy/201007/t20100702_2891339.html，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