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调查与中国环保事业的起步

官厅水库污染及其治理是中国环保事业初创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所代表的是对特定区域进行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随着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不仅环境保护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而且在污染调查和治理实践中建立了一批环境保护行政、科研和监测机构。1973～1975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研究所等38个主要科研监测单位组成的研究队伍开展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科研监测工作，对官厅水库上游的污染源、水系的污染状况、污染物与人健康和环境的关系、污染物的分析化验方法和污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和试验研究，积累了十余万个数据，写出了几十篇专题报告。类似的综合性环境污染调查与研究还有：1973～1976年，北京市组织开展的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1975～1978年，河北省组织开展的白洋淀水污染与控制研究;1976年，天津市组织的对蓟运河流域污染的调查与研究;等等。这些通过重点项目开展的区域综合环境污染调研通常是由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所引起的，如：1972年前后北京西郊发生多起影响群众健康和生活的污染事件，1974年春灌时蓟运河下游汉沽一带发生了4.7万亩小麦受害减产和绝产事件。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其成果也直接服务于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中国所开展的污染调查主要是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或者说是在中央政策的直接和间接地引导下进行的。其参与者众多，既有各级政府部门，也有众多卫生防疫机构，还包括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调查队伍大多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或组织，主要由科研机构、高校和地方卫生防疫站组成。其中一些重点项目因调查的区域跨越了省界，因而通常由相关地区组成包括多个机构参与的调查协作组。70年代初在以工业“三废”为主要调查内容的污染普查阶段，卫生部门为调查的主要力量;而以官厅水库污染调查和研究为代表的重点区域的综合调研和治理则更为明显地体现了多学科、多部门、跨区域合作的特点。

二、环境污染调查的类别与内容

据笔者了解，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展的环境污染调查，按受污染的对象划分，主要包括五类，即：陆上水环境污染调查、海洋环境污染调查、大气污染调查、食品污染调查和人受污染影响的调查。

(一)陆上水环境污染调查

由上文可知，从1972年起，国家先后对长江、黄河等水系和白洋淀、官厅水库等湖库都做了污染调查。1972年的《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指出：“据有关省市反映，我国有些河流、湖泊和近海已不同程度地受到工业废水的污染，如辽河、松花江、永定河、黄河、长江、富春江、湘江、太湖、渤海等等。”

各河流水系所得出的调查结果虽各不相同，但也有一些共性。各水系污染物主要来自沿河的大中型城市，其中长江主要受重庆、武汉、南京等21个沿江城市所排放的污染物影响，黄河主要受兰州、包头、洛阳等城市的影响，松花江汞污染主要受吉林市的影响。污染源主要是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如长江流域的重庆焦化厂、武汉钢铁厂、南京石油化工厂等，黄河流域的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包头钢铁厂等，松花江流域的吉林化工厂等。所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汞、酚、氰等。毫无例外，这些污染物都严重影响了河流的水质，破坏了水环境，造成水生生物的生存危机;也给人民健康和渔业发展带来威胁。鱼类因酚、氰化物中毒而死亡，长江流域泸州江段渔获量比1960年减少了2/3，九江段的鱼产量由1965年的3050担降至1971年的1100担，其他江段亦有类似的情况。而松花江流域的江湖水体和沉积物的汞污染，使繁殖其中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通过食物链作用，富集了大量的汞和甲基汞。从1958年起，松花江流域便接连发生死鱼事件，1960～1985年共发生死鱼事件33起。25年间渔业损失额达9.69亿元。[4]20世纪70年代初，沿江的渔民中甚至出现了类似于日本水俣病的有机汞中毒病例。[5]

其他河流的污染调查显示：“辽宁省6条较大河流没有一条是干净的……广州市，在珠江沿岸的六个水厂的几个主要取水口，水中氰化物的含量超过标准6～17.5倍，酚的浓度超过标准23～339倍……据初步估计富春江里已有百分之七十的鱼死亡，从黄蚬以至百斤大鱼都保不住。嘉陵江、岷江、乌江等经检查也含有有毒物质。” [6]1972年，对漓江的污染调查报告指出，桂林市每天排入漓江的工业废水近3万吨，使30多公里的江段受到污染。蓟运河污染调查发现污染源主要是上游“五小工业”和下游天津市汉沽区的化学工业，其中天津化工厂每天排放废水达12万吨。即便是在新疆地区的内陆河流也未能幸免，“乌鲁木齐的水磨沟原是秀溪清涧，现已成了臭水沟，含酚量超过标准24倍。”[6](p. 226) 可见，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主要河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在水库和湖泊污染调查中，以对官厅水系和白洋淀开展的污染调研最为典型。官厅水库污染调查显示，官厅水库的污染物质主要来自上游的工业，主要包括化工、造纸、制革、钢铁和炼焦等行业，242个排污工厂每天排放废水约38.8万吨，年排放废水量约为1.164亿吨，约占官厅水库多年平均来水量的8.3%。此外，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的化学农药也是重要的污染源。根据对张家口地区的调查，1975年化学农药销售量较1966年增加了1倍，10年内销售各种农药7453吨，其中滴滴涕、六六六占各年化学农药销售量的78.7%～100%。白洋淀污染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上游工业是白洋淀的主要污染源。其他如对鸭儿湖的污染调查显示，自1958年开始，武汉市在距鄂州市鸭儿湖的子湖严家湖7公里处，相继兴建了葛店化工厂、武汉化工二厂和建汉化工厂。这些工厂建成投产后，大量未经处理的化工废水直接排入鸭儿湖，日排放量达8万吨～10万吨。

地下水污染调查通常是其他水污染调查的一部分而非单独的调查项目。北京西郊环境质量评价研究项目的调查显示北京西郊地下水主要是因首都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首钢”)工业废水的渗入和污水灌溉而受到酚、氰的污染;1970年前后，首钢污水农灌量为3875万立方米/年，污灌面积1万余亩。 北京东南郊的调查显示崇文区和宣武区则出现了地下水中度污染区，东城区、西城区和丰台区等出现了轻度污染区，其他基本属于未污染区。北京城区及近郊区160平方公里的地下水中有毒物质超过饮用水标准，占北京地下水总面积的1/5，被迫停用的水源井占1/10，每天减少供水能力6万吨。包头全市一半地区的地下水受到铬、酚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西南地区一些厂矿直接把废水排入地下溶洞，造成河水和地下水污染。[6](p. 226)

(二)海洋环境污染调查

海洋污染调查主要涉及渤海、黄海、长江入海口和珠江入海口附近海域。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渤海和黄海北部沿岸海域污染开展调查之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于1976年先后委派两个共300多人的调查组，对渤海、黄海的污染情况和原因进行调查。调查表明污染主要来自沿海工业和海上运输排放的大量有害废水，其中石油污染则是主要来自沿海油田、炼油厂的含油污水。根据调查，渤海和黄海沿岸有各类工矿企业31358家，年排放工业污水超过17.3亿吨，其中渤海沿岸工矿企业所排放的污水占全区排放总量的63%。[7]

1976～197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协作组对珠江口海区和粤西沿海的污染状况展开调查。珠江口海区的调查表明污染物主要来自珠江流域的主要县市，特别是广州市、江门市和佛山市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约占84%，有害物质总量约占75%～95%，污染物主要是酚、氰化物、石油、硫化物、砷、汞等。广州、江门、佛山、东莞四市120家主要工厂年排放工业废水2.13亿吨。韶关、肇庆、河源等地区的放射性物质矿场排放的废水和废渣随径流而带到了珠江口海区。珠江口海区的生物已经受到了污染物的影响，如珠海检测点甲壳类铜含量达36.56毫克/千克，而其他水域的平均含量仅1毫克/千克;鱼类的汞、铬、铅等含量较高。粤西沿海的调查显示污染物主要来自湛江地区的57家主要厂矿，年废水排放量约为1.98亿吨，污染物主要是酚、铜、硫化物和氰化物等。